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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於我們在1945年到1950年間對共產主義的搖擺不定的態度尤其感到難以捉摸。“美國人真有意思，”他曾經說過，“你們1945年來到這裡時，我們已經把所有的共產黨員關進監獄，你們要求我們把他們統統放了。現在，你們又要我們把他們關到監獄裡去。你知道，那得費多大勁埃”到了1953年，吉田大概就不太願意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來反對共產黨人了，因為那時的日本經濟正在全速復甦，土地再分配已經完成。我當時和一些農民談話，就已發覺他們充滿了積極性和活力。由於上述結果，共產黨在選舉中慘敗了。

不過，吉田仍舊擔心共產黨人。在我和他1953年的一次會談中，他還反覆琢磨著“我們自然地傾向於同情共產主義”的問題，對年青知識分子支援左翼激進派的傾向感到關切。阿曾夫人當時還補充說，知識分子支援共產黨人，是因為這是時髦的做法。“只有當保守派才不是時髦的。”她說。由於共產黨關於自由、平等和工人應該享有權利之類的口號聽起來比麥克阿瑟的改革稍為響亮一些，問題就更復雜化了。吉田認為，許多日本人缺少對於什麼是民主的直觀的感覺，把民主與放縱和無政府狀態混淆了。麥克阿瑟在民主的實驗上邁開了大步；吉田不得不穩住它，不能讓它沸騰得溢位來。

例如，麥克阿瑟亟想鼓勵自由勞工運動。但是，他的下屬們——包括許多理想主義的、年輕的、喜歡交際的工程師們——卻吸收日共黨員幫助他們建立新的工會。毫不奇怪，這些共產黨人是易於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進行罷工和暴力活動的。在社會主義反對黨聲嘶力竭的喧囂中，吉田抓住時機，對新勞工法進行了修改。大多數工會終於脫離了共產黨。

美國人不僅熱衷於推行反托拉斯法——不只是削弱大的聯合企業或三菱之類的財團——而且也盯著一千多個較小的公司。佔領軍中的許多工作人員錯誤地認為，日本和美國三十年代的萬惡之源都是大企業。吉田則正確地認為，如果沒有健康的工商部門和不抵制反對壟斷的運動，日本將難以生存下去。

許多拆散壟斷組織的計劃終於放棄了。1953年，吉田政府又成寬了苛嚴的反壟斷法。

吉田由於抵制了麥克阿瑟的僚屬們堅持要實行的某些改革，遭到了日、美兩國自由主義者的嚴厲批評。但回顧過去，證明他還是正確的，因為在從勞工、商業、教育的改革到加強法制等一系列的措施中，有許多是不適用於戰後日本的情況的。在一段時間裡，吉田固執地反對那些日本難以接受的、激進的改革，以便保護他的國家利益。這是麥克阿瑟對日本的佔領獲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雖然吉田在緩和佔領軍某些走極端的國內措施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他留給後人的最大遺產，還是其明智的外交政策。這包括兩個部分：反對大規模地重整軍備。這是一個與錯綜複雜的國際情況聯絡在一起的國內問題；決心尋求與美國訂立和平條約，並締結安全聯盟。這些政策加在一起，意味著日本不需要付出什麼代價，就可以保證國家的安全，並且可以把它的全部注意力和資源用於建設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經濟大國。

作為一個美國人，我並不支援吉田外交政策的全部內容。

但是，作為一個領導人和領導能力方面的觀察員，我從他的見地和他大幅度地推動了經濟的恢復方面，欣賞他的外交政策的穩鍵。在冷戰的現實向日本和美國壓來之前，麥克阿瑟就認識到，日本應該成為一個新型的國家，一個永遠放棄透過戰爭解決與別國爭端的企圖的經濟大國。他使用了“東方的瑞士”這個詞，並將這種想法寫進了麥克阿瑟憲法第九條關於“不要戰爭”的條款中。

弗農·沃爾特斯曾經告訴我，“大部分將軍們只注意到了結束戰爭。麥克阿瑟的視野卻超越了戰爭的界限。”日本憲法的第九條就是最具體的證明。麥克阿瑟耳聞目睹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夢想著出現一個不再需要戰爭的世界。不幸的是，他的這種樂觀態度為時過早。在四十年代未，許多美國人認為第九條的規定是一個錯誤。由於蘇聯和1949年出現的共產黨中國就在日本西邊的側翼，日本需要具備某種自衛的手段。朝鮮戰爭爆發後，麥克阿瑟帶領他的大部分軍隊去朝鮮，並在日本組成了一支七萬五千人的保安部隊——後來稱作自衛隊。吉田認為，日本雖然已經放棄了進攻性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