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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的政策能夠結出果實的另一個原因是，從1957年到1972年，他的繼承者岸信介和後來的池田勇人及佐藤榮作——他們都是“吉田學校”畢業的——繼續執行了他的政策。我有幸認識這三位人物，發現他們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很多偉大的領導人難得推薦年青人繼位，因為他們被自己的成就迷住了，以致於認為沒有人可以取代他們。這是人之常情，但吉田是一個難得的例外。

我經常被吉田和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納之間的極其相似之處所打動。他們都是在七十高齡還繼續當政的。三十年代，兩人都勇敢地反對極權主義者控制他們的國家。戰後，他們又都主持了戰敗國的恢復工作，並使它們成為經濟上的超級大國。

在1954年吉田的世界性訪問中，他們在波恩相會了。吉田對阿登納說，由於他們的環境和背景是如此地相似，他總覺得自己是在與德國進行一場友好的競爭。

然而，他們兩人也有著顯著的差別。吉田精心地為他的大藏相池田準備了接班的臺階。阿登納對待他那位能力與池田相當的財政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的做法卻是十分蹩腳，以致於艾哈德1959年與我議論到這個問題時，竟控制不住他的悲傷的感情。

比起阿登納來，吉田沒有必要那麼自傲。一個領導人在離開政治舞臺以後，看到自己的政策還在長期起作用，事實上就是最大的自我滿足。他的訣竅是，不要認為自己是能夠扮演某一角色的唯一演員。阿登納落人了陷井，吉田卻從容地避開了它。

我在擔任總統之前就已經認識佐藤。我在總統任期內，又和他進行了內容廣泛的會談。我們的會談最有意義的成果，是沖繩島的控制權於1972年歸還日本。甚至到了那個時候，吉田似乎還是我們會談中的一員。佐藤經常提起他的這位良師。這次會談之前，佐藤派一位密使來華盛頓與亨利·基辛格進行預備性的會談。為了安全起見，他用了一個假姓名，這就是“吉田先生”。

吉田和麥克阿瑟一直保持聯絡，直到這位將軍1964年去世為止。1951年9月，當麥克阿瑟盡力促成的美日和平條約簽字時，吉田很想見到這位將軍。但是，杜魯門和艾奇遜由於懷恨而拒絕邀請麥克阿瑟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簽字儀式。國務院還告訴吉田：他返回日本之前，在紐約拜訪麥克阿瑟將是“不合適的”。吉田很失望。

1954年，吉田對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成為大戰以來第一個訪問美國參議院的日本領導人。作為副總統，我有幸主持了參議院對他的歡迎。我能夠把他作為“美國和自由事業的一位偉大朋友”介紹給大家，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他和麥克阿瑟取得了多麼巨大的成就。參議員們起立歡呼，向他表示敬意。

一個月以後，日本議會對他的第五屆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他下野了。由於種種原因，包括許多他已無法控制的因素，他的聲望低落了。他的政府裡的某些成員與一起造船業醜聞有牽連。很典型的是，有些人批評他已經成為一個美國人，另一些人又批評他在訪問華盛頓時未能得到美國更多的援助。後來，許多被麥克阿瑟清洗掉的保守主義者捲土重來，進行各種活動，力圖攫取權力。在結束佔領狀況之後一年半的時間裡，他仍然擔任首相職務，並完成了儘可能多的業績。政治上的清洗，也檢驗了他的工作水平和適應能力。

吉田快然下野了。他離去時的局勢也是混亂的。對於那些反對他或不喜歡他的人，他總是不講外交禮節和不客氣的。甚至當他還是一位外交家時，也是如此。三十年代，他曾經勸告一位可厭的上司說，你要麼老實點兒，要麼把自己送進精神病院去。他作為首相參觀日本動物園時，會用著名的政界人士的名字來叫猴子和企鵝。他不拘小節的做法，有助於減輕日本人民被打敗和佔領的痛苦，但也觸到了他的敵人的痛處。

最後，他們終於為自己報了仇。1954年末，日本議會對不信任案的辯論是蠻橫的。吉田有時停止作筆記，慌亂地“礙…礙…”著：他的對手們也祖魯地大聲叫嚷：“礙…礙…”。

十二月中旬，吉田政府的左派和保守派的對手們聯合起來反對他，透過了不信任案。原來以為他會在投票中再次獲勝，結果卻是相反，已七十六歲高齡的吉田終於被打敗了。

除了佐藤以外，其他日本首相沒有一位任期象吉田在任的七年零兩個月那麼長，也沒有一位能夠象他那樣經受住任期內那種經常發生遽變、政治上動盪不安的境遇。吉田掌權的歲月，恰逢日本被軍事佔領時期；後來接踵而來的，又是短暫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