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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使他的是什麼，使他能夠驅使和說服人的又是什麼。我們在麥克阿瑟和邱吉爾身上看到了傲慢、自負、自相矛盾、老是擺架子，然而他們有著長遠的歷史眼光，既才華橫溢、又富有洞察力；他們被驅使，也驅使別人：他們對自己命運的估計大都與他們對自己國家命運的看法連在一起。我們還應當留心有關傳說。

傳說經常是事實和虛構的巧妙結合，是為了欺詐，為了給人印象，為了鼓舞人，有時單純是為了吸引人。但是傳說是瞭解領導素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領導素質的某些方面，在所有領域內——商業、體育、藝術、學術界——是共同的。但是有些方面是政治程序中特有的，至少是更加突出的。

聲望本身不是領導素質，傑出也不是。無需從事領導，在某一方面也能達到傑出的境界。作家、畫家、或音樂家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藝術創作。發明家、化學家或數學家也可以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施展他們的才能。政治領袖必須激勵追隨者。偉大的思想可以改變歷史，但是，只有出現偉大的領導時，思想才有力量。

同樣，“偉大的”領袖並不一定是好人。阿道夫·希特勒激發起一個國家。約瑟夫·斯大林行使權力殘酷而有成效。胡志明成了超越越南國境的千百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好人和壞人同樣可以被驅使、同樣果斷、同樣老練、同樣有說服力。

領導素質本身在道義上是中性的，它可以促成好事，也可以做壞事。

因此，偉大的領導人高於其他人，也不是因為他有美德。

其他人的美德多一些，但取得成功的較少。“好人最後成功”這句格言在政治上比在體育上更適用。偉大的領導人比二流人物高出一籌，他們更堅強、更足智多謀、判斷更敏銳，這種敏銳性使他們不犯致命錯誤，並能看出和抓住那些一閃即逝的機會。

智力上才華橫溢也不是領袖獨有的特徵。本書所論述的所有的主要領導人都是非常聰明的。他們都有敏銳的分析能力，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他們思考得較具體，而不是更抽象，他們注重權衡後果而不是創立學說。教授一般是透過他自己的價值準則來觀察世界，然後上升為理論。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理論可以作為分析的出發點，但決不能代替分析。

什麼是成功的領導人應具備的基本品質？這是關於領導因素中最明顯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當然，不會只有一種答案。

在不同的情況下要求不同的品質，但才智出眾，敢作敢為、勤於職守、判斷敏銳、獻身偉大事業的精神以及某種魅力，肯定都是主要的品質。在歷次政黨競選活動中，我經常說，我們必須做的是“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鬥爭上”都能壓倒反對派。偉大的領導人要有洞察力、深謀遠慮、並願去進行大膽而又深思熟慮的冒險，當然他也需要好運氣。首要的是他必須果斷、必須精細地、冷靜地分析他的機會，然後斷然採取行動，決不能象哈姆萊特那樣沉思而無決斷，因“思慮憔悴而無所事事”。他渴望行動，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長久以來，一直有這樣一種荒誕的說法：一個人只要稱職，他就一定會而且應該官運亨通。這未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勉強上陣的候選人”，這種不真實的說法多半是在知識界人士中流行，也是阿德拉·史蒂文森吸引人的一種手法。如果你能給我找出一個勉強上陣的候選人，那我準能給你找出一個失敗的候選人。一個不情願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不可能承受選舉運動所要求的那種緊張，他也不可能承擔領導人應有的犧牲：無情的人身攻擊、使人精疲力盡的節目安排、不公正的惡意的批評、難以忍受的諷刺漫畫。除非一個人準備忍受這一切，並仍然熱情不減地從事竟選，否則，即使選舉獲勝，他也不可能有堅強的毅力去克盡職守。

有一種必須具備的條件，人們往往忽略它。它使許多本來很有才華有可能成為領袖的人，沒有獲得最高職位。溫斯頓·邱吉爾在描繪十九世紀英國一位有可能成為偉大領袖的人時，寫道：“他絕不摧眉折腰，決不祈求什麼”。在美國，托馬斯·伊·杜威和羅伯特·阿·塔夫脫，也許由於缺少這種品質，致使他們沒能當上總統。1952年在紐約舉行的一次政治性宴會上，我坐在杜威旁邊，突然，一個有點醉意的客人拍著他的後背，以一種在杜威看來是過分親呢的方式向他致意。杜威把他推到一邊並問我：“那頭蠢驢是誰？”此人正是紐約州北部地區好幾份較重要的小報的報主。1952年在新漢普夏的初選中，一個小姑娘向塔夫脫要求親筆簽名。塔夫脫拒絕了，態度生硬地解釋說，他很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