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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偉大領袖竭力把人性隱藏起來，有的則加以炫耀，甚至誇大。在作風上，戴高樂和縱慾的林登·約翰遜有巨大的差別，戴高樂傲慢自大，約翰遜精力充沛，生氣勃勃。然而，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他是有能力的，這部分是因為，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每個人確實比他的一生還偉大。約翰遜，”療法”是傳奇式的，它既是誇張的，又是實實在在的。象喬治·華盛頓一樣，戴高樂總是蜷伏在沉默寡言的繭中。被約翰遜試圖說服的人發現，他自己陷入了林登·約翰遜的包圍。

沒有堅定的意志，或者沒有強烈的自信，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重要的領袖人物。把自信隱藏起來，裝作不存在，代之以外表的謙虛，這種作法最近時髦起來了。但是，我從未見過一個重要的領袖不是自我主義者。他們中有些人喜歡謙虛的氣氛，但沒有一個是謙遜的。謙遜是作姿態、裝樣子，正如麥克阿瑟的玉米軸菸斗是一種擺設、邱吉爾的高視闊步是一種姿態一樣。一個人想要駕馭領導人必須對付的各種勢力，那他必須相信自己，用領袖人物應有的方式來對待自己。他必須相信他的事業。不相信自己，就不能說服別人相信他。

1947年，法國的一位批評戴高樂的人對我說：“在政治事務中，他認為他同上帝有直通電話線，在做出各種決定時，全部要做的事僅是接通電話，直接從上帝那裡得到指令。”成功地以自己的意志影響歷史的領袖們，有時是正確的，有時是錯誤的，但從不猶豫不決。他們相信自己的直覺。他們也集中別人的意見，但要按自己的判斷行事。本書所涉及到的領袖們，有的會犯錯誤，但他們極其自信：如果是追求自己的夢想，按自己的直覺行事，那麼，他們大部分時間內大致是對的。他們從來不懷疑他們是站在最高點：因為他們最適合自己的職務。正因為如此，他們才不會讓位於第二流的人物。

一個領袖人物的耳朵有時要練得同人們的心聲協調起來。

行使權力就是鍛鍊這種協調。隨著他越來越看慣了自己的決定帶來的重大影響，領導人也越發安於作那些決定，並寧肯準備承擔自己失誤的後果也不接受其他人的錯誤的後果。

一個領袖在決定怎麼辦時，可能要經歷極大的痛苦。成功的領袖中，很少有人在作出決定後花費更多的時間去為這些決定煩惱，嗟嘆這些決定是否正確。在試圖結束美國捲入越南的問題上，我最難於做出的決定常常是那些最後的決定。當參與這些決定的顧問們事後私下懷疑這些決定是否正確時，我總是說，“記住羅特妻子的教訓，不要向後看。”如果一個領袖過多地考慮他的決定是否正確，就要磨損銳氣。他要全力注意明天應做的決定，唯一辦法是堅定地把昨天置於腦後。

這不是說他不要從錯誤中汲取教訓，而是說在他有時間來進行思考的時候要對錯誤應該採取分析的而不是被動的自疚的態度。戴高樂處於“在野”的年月裡，阿登納在獄中和修道院期間，邱吉爾下臺時，德·加斯佩裡在梵蒂岡圖書館裡時——他們都有時間進行思考，並充分利用了這種機會。我發現我的最寶貴的年月是擔任副總統和總統這段時間，當時我可以從事件的中心擺脫出來，較為慎重地回首往事和展望未來。

我所認識的領袖人物實際上都是非常易動感情的，換句話說，他們是非常富有人性的。有些人象邱吉爾那樣外露。另一些人象赫魯曉夫那樣，無恥地濫用感情。戴高樂、阿登納、麥克阿瑟、周思來和吉田茂則是那種能自我剋制的典範，他們在公眾面前出現時，把個人感情隱藏起來。但是，非常瞭解他們的人會深深感到隱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情感核心。

在瞭解領袖人物的過程中，往往很難把虛假從真實中區分出來，原因在於政治領導的某些方面造成了假象。邱吉爾是這方面的大師。他經常是在當演員。對於戴高樂來說，神秘、榮譽、超然、受到喝彩都是治國的手段，用以促進法國的事業。

世襲君主經常對臣民控制感情，這不是個性問題：而是羅曼蒂克式的虛假。我們周圍的電影明星、搖擺舞明星、現在電視中著名人士都是在虛假的服飾下，使群眾神魂顫倒而紛紛購票的。

政客比演員或電影製片人更清楚、惹觀眾厭煩就會失去觀眾。因此，偉大的政治家很少是遲鈍的，也不應是遲鈍的。政治領導人不僅應啟發人們的理智，而且應打動人們的感情。除非領導人能喚起人民一定的感情，否則最英明的路線也歸於失敗。

在枯燥的歷史教科書裡，我們找不到關於領導素質的論述。要找到它，我們必須注意人們的精神，看看支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