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部分(第3/4 頁)

與人們握手，但如果他把時間都花在滿足人們的簽名要求上，那他永遠也完不成競選運動。不幸的是，這個插曲被電視臺拍到了，並在美國千家萬戶的起居室中一再播放。儘管塔夫脫的邏輯是那樣的無懈可擊，但這個插曲在政治上的後果是毀滅性的。

領導人因為繁忙，因為自命不凡，由於對別人的打擾和分心惱火，並認為自己高人一等，這就可能會使他對他認為是劣等的人缺乏耐心。不能“容忍蠢人”會在三方面引起麻煩。第一，領導人要有追隨者，他需要的追隨者中，其中許多人的思想，他認為是愚蠢的。第二，他所認為的蠢人、不願理睬的人，並不一定是蠢人。第三，即使是蠢人，領導人也可以向他學習。領導和人民之間，要有一條無形的紐帶；如果領導人對人民流露出蔑視，就可能切斷這種紐帶。然而，必須時刻牢記：領導人不是普通的人。他們不應以一個普通人的：姿態出現，如果他們試圖這樣做，就會顯得做作，不僅虛假而且有失尊嚴。

人們可能喜歡鄰居家的男孩，但那並不意味著要選他當總統或國會議員。成功的領導人不應以話語來鄙薄人民，應當尊重他們，千萬不能傲慢。他一定要願意，並能夠“容忍蠢人”，對那些他要尋求支援的人表示尊敬。但是，他一定要保持一種與眾不同的品質，使人們尊敬他。如果他要取得人們的信任，那他一定要喚起對他的信仰。這種作法不僅是正當的，—如果他是平庸之輩，他就不會成為領袖——而且在民主社會中，造成領導的這種神秘性是必要的。

領導人不僅要學會如何講話，而且要懂得什麼時候緘默不語。卡萊爾曾經說過：“緘默是成就大事的因素”。戴高樂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緘默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

也只有當我們傾聽而不是在講話時，才能學到東西。

我多次見過乍到華盛頓的政界新人，他們那種表面上善於詞令、即興長篇大論的能力，曾使新聞界及他們的同僚眼花鐐亂。但不久，這種新鮮勁就消失了。他們發現人們不是從他們如何演講，而是從他們講什麼來衡量他們。他們由於不是法國人所謂的嚴肅的人而被擯棄。最能言善辯的人，往往是思想上最膚淺的人。有可能成為領袖的人，在做抉擇時，一條可靠的法則是：遇事少言多思。

邱吉爾在論及羅斯伯裡勳爵時寫道：“不管別人對民主政治的見解如何，對民主政治的粗糙的、散亂的基本原則有實際體驗總是好的。要培養一位政客，最必不可少的是參加選舉鬥爭。”

邱吉爾瞭解勝利或失敗以及在荊棘叢生的政治生涯中遭到粗暴對待是什麼滋味。他對投入選舉運動的教育意義的估價是正確的。選舉是“粗糙的和散亂的”，但選舉對民主制度、對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相互影響來說，都是必要的。民主政治是各種集團、各種力量以及各種利益之間的極其複雜的妥協過程。領導人應該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這種陳詞濫調是貶低民主制度，是對選民的蔑視。那些高高在上的，對政治程序散佈不滿的權威們，從本質上講，是真正的獨裁主義者。

領導人應該走在人民的前頭。在國家向何處去，為什麼朝那裡走以及應該採取什麼步驟達到目的等問題上，他應比人民有更明確的見解。但他必須帶領人民同自己一道前進。只是發號施令，但回頭瞧瞧，無人跟隨，毫無意義。他必須做說服工作，讓人民贊同他提出的見解。在這一過程中——在勝利之前的追求中——他可瞭解到許多人們關注和有保留的事，人們期望和擔心的事，所有這一切，作為一位領導人都是必須應付處理的。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還會對將來不得不作出的各種妥協，得出更完善的結論。

那個高唱“堅持原則”譴責妥協的權威，實際上是要求領導人採取自我毀滅的政策。很少有領導人願意這樣做，也不應該這樣做。那位權威沒有看到，領導人往往不得不作出妥協，從而為明天的鬥爭儲存自己。什麼時候進行妥協，這是一項分清輕重緩急的工作。坐在扶手椅中的戰略家，他們不考慮其他戰事，氣喘吁吁地斷言：這位領導人必須參加並贏得這次戰鬥，必須去作戰。這談何容易。常有這樣的時刻，一位承擔責任的人可能會得出結論，如果他要贏得整個戰爭，那麼某一次特定的戰鬥的代價是否大大了。他必須作出抉擇：要打哪些戰役，不準備打哪些戰役，以便為未來更重要的戰役，節省力量。

“民意測驗”來決定自己命運的政客太多了。迷信民意測驗的候選人可能會當選，但他不會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甚至稱不上好的領導人。民意測驗對摸清那些地區需要做特殊說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