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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J·麥克洛伊告訴我，他曾與亨利·L·斯廷森交談過。斯廷森差不多熟悉本世紀前半期的所有總統。麥克洛伊問斯廷森，就組織才能和盡職來看，誰是最好的總統。斯廷森略加思索後，出乎意外地回答說，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最有能力最勤於職守的人。但是，塔夫脫的問題在於他不喜歡權力。麥克洛伊問道，誰喜歡權力呢？斯廷森回答說：兩個羅斯福。

阿登納、邱吉爾、戴高樂——他們也極其欣賞權力。把喜歡權利說成是一種“樂趣”，那是把問題貶低和庸俗化了。一個雖有失誤但仍相信自己的判斷力的人，是最高明的，一個因小人物濫用權力而惱怒的人，會急於甚至渴望親自掌管這些權力。看到別人誤亭事他甚至肉體上也引起痛苦。一旦他掌了權力，他會更有興味地行使權力。

享有權力，他還必須認識到難免犯錯誤並能承認錯誤，希望在較小的而不在大問題上犯錯誤。只有具備這兩方面，既欣賞權力又不怕犯錯誤，才能有偉大的領導人所要求的大膽的行動。

一位領袖若不那樣強烈地關心他必須處理的問題，以至“樂趣”之類變得無關緊要，他就不應該作領袖。他會無所作為甚至可能成為危險的人物。他應該另找時間娛樂，包括尋求“樂趣”，但是，他應該有所節制，把“娛樂”和工作嚴格分開。

他必須對自己的工作有冷靜的、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估計，這一點既適用於實質性的工作，也適用於各種禮儀活動。

當人們把當總統（首相，或有實權的國王）想象為某種“樂趣”時，那他們可能是想到了笑容滿面的領袖在歡呼的人群面前出現的場面，而忘記了要花多大氣力才能組織群眾和保證領袖能笑對攝影機。人們也許想到了表面的和儀式上的場面——禮服、身著制服的衛隊、預示貴賓來臨的號聲、飛機、遊艇、車隊、旗幟，但這些並非為了取悅總統。象法官的法衣那樣，它們規定著職銜，有助於履行職責。一定的權威甚至威儀是需要的。外國的國家元首，特別是那些小國的元首，需要一些有著崇敬的標誌顯示他受到歡迎的場面，這與其說是出自對他個人的尊敬，倒不如說是因為他代表國家。肅立在火熱的太陽下，必須記住所有成員的名字，並確保禮儀中的每個細節都嚴格按計劃進行，誰要把這些只看作是有趣的事，那他是從未參與過這些活動。這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決不是拿別人用過的自憐的語言把擔任總統說成是一種體面的苦惱。我曾為當總統而奮鬥，併為了保住這個職位鬥爭過。我喜歡這個職位象大多數領袖們一樣，這種喜愛主要不是因為樂趣。

歷史上有過一些暴君，他們為自己謀求權力。但是，大多數居於最高職位的人——毫無疑問，他們當中不少人稱得上偉大的領袖——他們要求權力，只是要藉助權力來幹一番事業。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比別人更好地使用權力。

我這裡提到的領袖沒有一人是單一的。沒有一人是純潔的、不是具有複雜的動機的。沒有一人要求權力只是為了個人地位顯赫。儘管有些人，如蘇加諾，過分放縱肉慾：一些人，如赫魯曉夫，對他們的政策帶來的痛苦過於麻木不仁。但是除了為自己外，他們都有超出自我的目的。每一個人，不管正確與否，都相信自己是在致力於偉大的事業，都相信自己會在歷史上留下更好的名聲。

在講到領袖時，我們通常用最高階的比喻。說他們攀上了頂峰、力挽狂瀾、遠見卓識。我們常把政府首腦之間的會談稱作最高階會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邱吉爾在格利博盧陷入危機時，曾寫過一封未發出的信。他在信中要求外交大臣不要“落後於事態的發展。”

有些領導人，確實高出於他們同時代的人。一般他說，最高階的比喻是特別貼切的。他們應高出世俗之見，不侷限於眼前的事物。他們應該站在山頂上俯瞰一切。

有些人主活在現代，對過去漠然置之，也不懂得未來。有些人則留戀過去。極少數人具有把過去運用於現在的技巧，設法使自己看到未來。偉大的領袖人物都有這種技巧。正如布魯斯·卡頓描述的林肯那樣：“偶爾，在林肯看來，天空觸及不到地平線，在地平線外，他看到了正在移動的朦朧的形象。”

作為軍事戰略家，戴高樂和麥克阿瑟兩人都能高瞻遠矚。

戴高樂在反對依靠馬其諾防線時，問道：如果不能吸引敵人進入分隔地帶，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麥克阿瑟撇開日本已經設防的島嶼而在日本來設防的島嶼進行了兩棲作戰。

上述事件都是按照這次戰爭、當時的技術情況進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