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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談中知道此事的。當他度假時，他總是隨身帶著大量的古典音樂唱片，其中他最喜愛的是舒伯特、海頓、貝多芬、維瓦爾迪和莫扎特的作品。他又以一名有才華的業餘園藝家著稱。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荷蘭名家作品的鑑賞權威。華盛頓國立美術館的負責人曾經以羨慕的口吻說，如果他必須尋找一名替換者的話，這個人就是阿登納。

在杜勒斯葬禮後的早晨，阿登納和我在國會山我的辦公室見面了。那天晚上尼克松夫人和我在華盛頓我們的家中為他舉行了晚宴。在我們的談話中阿登納從未說過英語，但是我可以說他懂得不少英語。象戴高樂一樣，有時當他覺得譯員沒有把他講話中的細微差別恰當地表達出來時，他會糾正翻譯。

晚宴上我們的談話轉到了嚴峻的競選運動和國外旅行。他突然問我：“你睡得好嗎？”我對他說，當我腦子裡考慮許多事時很難入眠。阿登納說：從年輕時起他就一直睡得不好。我問他有什麼辦法。他回答說：“我吃安眠藥，一直吃了三十年了。”

我問他當安眠藥不起作用時怎麼辦。他笑了笑說：“我去找大夫開另一種安眠藥。”

他的授權的傳記作家說，阿登納的失眠是在他1933年躲避納粹時開始的。在他任總理時，早晨六時起床，早在家人們尚未起床前，獨自一人坐在乎臺上或在花園裡，聆聽鳥鳴和觀望初升的太陽映在艾菲爾山頂上的光芒。他說，這樣就彌補了失眠的夜晚。

阿登納有時早晨帶著一支鉛筆和紙去浴室，因為在他刮鬍子時，經常有好主意。早餐後，讀晨報，和家人談一會兒話，九點五十分他離開家門，邁著輕快的步子走下一共五十三級的石臺階，穿過他的丁香和木蘭花灌木叢，高高興興地向那些記者、警衛和園丁們打招呼，他們中間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然後上他的轎車。阿登納象皮厄斯七世教皇那樣，喜歡開快車。

他常常在十分鐘內到達他在波恩的辦公室。他的鄰居們可以根據他準確的早晨的常規活動未校對他們的時鐘。

阿登納象戴高樂和吉田一樣，是一位格外忠實於家庭的人。他的生活兩次遭到極其不幸的打擊。他的第一個妻子埃瑪久病之後於1916年死於科攏在她死前的幾個月裡，阿登納中午和晚上坐在她的床邊，陪她說話和給她唸書直到她入睡為止。在1910年他四十三歲時，他和一個二十五歲的名叫古西·青塞爾的女人，約翰·麥克洛伊妻子的表妹結了婚。1944年，當阿登納躲避納粹時，他們逮捕了古西，把她關在裝滿了妓女的牢房，然後殘暴地審問她丈夫的下落。只是在當局威脅說要把她的十幾歲的女兒利貝特也關進牢房時，她才軟了下來。

古西於1948年死於白血病，一再喪失親人的阿登納就再也沒有結婚。他撫養他的七個孩子如同他自己小時候家裡對他一樣：家教甚嚴而又十分鐘愛。他的一個兒子說：“父親在家裡把民主擱置一邊。他用強硬的手腕治理我們的家庭。如果一株玫瑰樹必須移栽的話，只有他才能決定在什麼時候和移栽到什麼地方。如果我的姐姐想要烤蛋糕時，也必須經他同意。你知道，在德國這種做法並不奇怪，就是這麼回事。”

古西死後，阿登納出訪美國時經常由一至數名他的孩子陪同前往。1959年，他的兒子保羅和女兒利貝特陪他一起出席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家中舉行的晚宴。

阿登納於1955年秋訪問了莫斯科與赫魯曉夫舉行了會談，而我正在準備七月份我自己的訪問。我請教了許多俄國問題專家——包括杜勒斯，在他去世前四天我去病房看望過他——在那天晚宴上我專門瞭解了阿登納的想法。毫不奇怪，阿登納的思想和杜勒斯的十分相似。

阿登納去莫斯科是想要緩和蘇聯對聯邦共和國的好戰狀態，也許還希望蘇聯鬆動一下對東德的控制。他發現赫魯曉夫在這些問題上是毫不妥協的，但他確實得到了釋放一萬名德國戰俘的收穫，他們在蘇聯已被拘留了十年。他同意建立蘇聯和西德的外交關係作為交換。

他懷著一種恐懼感從事這次出訪使命。阿登納認為，蘇聯代表了無法改變的無神論制，就如同君士坦丁時代以來世界上尚未見過的那種制度。赫魯曉夫的粗魯更增添了阿登納的恐懼。他告訴我他必須使自己堅強些避免在這位蘇聯領導人面前顯得體力不支。

赫魯曉夫與阿登納在一起時確實經常進行恫嚇，表現無禮，在某一個觀點上他大喊大叫說什麼“資本家烘燒共產黨人，把他們吃了——還有什麼，不放鹽！”阿登納通常以鋼鐵般的忍耐來降服他。但是，在一次會議上幾乎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