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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辦法，於是他命令他的坐機從法蘭克福飛回來——當然他的一名助手確信這項命令是用外線，很可能是用被監聽的電話線傳遞的，當蘇聯人認為德國人即將離開時，蘇聯人的態度大為緩和。

相對地說，赫魯曉夫當時上臺執政時間不長，對和他相遇的自由世界諸領導人還不熟悉。很明顯他是在考驗阿登納的勇氣。在一次宴會上，他顯然是無止境地一杯接著一懷地祝酒，試圖看看在談判桌上是那樣難以對付的七十九歲的阿登納能否被酒制服。儘管他喜歡葡萄酒甚於伏特加，但是阿登納有一個如同他的鋼鐵般的意志一樣堅強的胃。十五次的祝酒後，他仍舊不偏不斜並很機警——足於察覺赫魯曉夫一直在喝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納以諷刺挖苦的方式與赫魯曉夫對質說，任何做這種事的人都不能受到信任。赫魯曉夫出乎意外地發覺自己已被當場捉住，他只能一笑了之。

在他們整整一週的對抗中，阿登納與赫魯曉夫進行了反覆較量。當這位總理在回答德國人的一項建議時說：“在我同意你這一項建議前，我肯定看到你在地獄裡！”阿登納回擊說：“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獄裡，那只是因為你比我先到地獄！”另一次，當赫魯曉夫憤怒地揮舞他的拳頭時，這位總理突然騰的一聲站起來，揮舞著他的雙拳。

當俄國人歷數了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蘇聯犯下的暴行時，他們處在自以為正義的得意之中。阿登納拒絕披上克里姆林宮給他製作的卑下的認罪披風。他對布林加寧和赫魯曉夫說，許多德國人反對這場戰爭，並說他的國家也遭到俄國軍隊的禍害。

這一點引起了赫魯曉夫所特有的勃然大怒，他聲稱，阿登納對俄國暴行的指控是“攻擊性的”，赫魯曉夫輕蔑地說：“究竟誰該負責！”“我們沒有越過任何邊界。我們沒有發動戰爭。”

阿登納立場堅定。他提醒赫魯曉夫，在大戰前和戰爭中他兩次被納粹投入監獄。因此，他有大量的時間去考慮支援希特勒的那些國家的動機，由於直截了當地提到1939年莫洛托夫一里賓特洛甫條約，赫魯曉夫說教的妄想破滅了。他作了讓步。

會談的氣氛緩和了一下。

1959年那次晚宴上，阿登納饒有興趣地詳細講述了他和赫魯曉夫的舌戰。但是他告誡我，儘管這位俄國人表現做慢，過低地估計他將會犯致命的錯誤。阿登納說：“他是非常精明、強硬、和冷酷無情的。”

阿登納顯然是欣賞與赫魯曉夫的比賽。我可以說，不象某些領導人，他沒有從不愉快的對壘中退縮不前。相反，他卻迎著上。這正是與他後來描述的他喜歡政治競選相同的氣質。在他整個一生中，他總是希望處在舞臺上而不是在看臺上。

在1959年訪問華盛頓期間，他剛剛宣佈了謀求西德總統職位的決定。他希望把這個職位變成類似於夏爾·戴高樂所控制的法國總統的職位，因為那個時候西德的這個職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榮譽性質的。如果不陷於處理日常的政治爭執的繁忙的總理職務之中，他就能夠致力於制定政策。

這一決定是不明智的，然而是可以理解的。阿登納已經建成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他任總理第十年時，他終於證明自己是稱職的，並且擔心一旦他離去後，則後果將難於設想。經過納粹時代之後，阿登納對他的同胞就沒有再充滿信賴。他曾經稱他們為“食肉的綿羊”。在去世前不久，他對一位記者說，“德國人使我極其擔心。”我唯一能為他們說的話是他們經受的事太多了。自從1914—1918年的戰爭以來，他們就沒有平靜和安定。

因為阿登納不相信德國人在政治上已完全成熟，所以他努力保留自己的權力超出了應有的任期。事實上，當他應該準備把權力移交給別人的時候，他卻還在擴大自己的權力。在1959年發生的總統職位危機期間，阿登納操之過急。

有關他的權力主義的內情被再次披露，這次與移交內閣相關。許多情節接近事實。有一個不足為信的故事說，在一次就給工廠工人予“共同管理”權的具有代表性的問題的辯論以後，人們問他：“你打算什麼時候給你的內閣部長們以共同管理權？”

隨著為人盡知的“總統危機”的逐步發展，阿登納愈益感到難受。因為原來支援他尋求總統職位的這些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堅決支援路德維希·艾哈德繼任總理。阿登納認為艾哈德在政治上幼稚。最後他放棄了總統候選人，為了使艾哈德不能當總理，而決定自己保留總理職位。由於這位前財政部長堅持不懈，他終於在1963年阿登納退休後繼任了總理。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