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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歐洲搖擺在結盟和孤立主義的邊緣上。在這樣的時刻，當事件可以向這個方向也可以輕易地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時，一個偉大的領導人就是決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個以中世紀初的歐洲的藍圖的現代歐洲的理想的阿登納準備成為這樣的一位領導人，並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在他1953年訪問華盛頓後到1961年前，他曾先後訪美達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頻繁地出訪的一個原因是他與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的會談異乎尋常地富有成果。他發覺美國政府比英法更堅決地接受他的西歐防務的想法。1954年，法國反對建立歐洲軍後，阿登納告訴杜勒斯，他發現“最好的歐洲人”是在美國。

他與杜勒斯的關係十分親密，因為兩人有許多共同之處。

他們虔誠地信仰宗教，都有從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實於他們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兩人都是有獻身精神的國際主義者，從容地致力於為反對專制主義的蔓延而鬥爭。正如阿登納的傳記作者特倫斯·普里蒂寫道，“把他們聯結起來的最強大的紐帶也許是他們對上帝的虔誠和對共產主義的仇恨。”

阿登納從未承認過東德共產黨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它稱之為“蘇聯區”。他不相信蘇聯人關於他們想要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獨立的、統一的、中立的德國政府的說法。首先，阿登納知道蘇聯人從不允許東德進行自由選舉。其次，他相信在戰後的歐洲沒有一個國家選擇中立會保持長期的獨立。他說：“一個人不可能坐在兩把椅子之間。”

在國內，阿登納受到了對手們的嚴厲批評，他們堅持認為他應該更積極地響應蘇聯人就統一問題偶然提出的倡議。在杜勒斯身上，他找到了增強他自己堅定信念的力量。正如他在回憶錄裡寫的，“杜勒斯和我在一個關鍵性的信條上是一致的：決沒有不報以讓步的讓步。我們被指責為頑固的和一成不變的，並且整個世界都在要求我們應該更靈活些。”

《紐約時報》赫赫有名的記者蘇茲貝格有一天在波恩請阿登納說一說誰是他迄今見到過的最偉大的人物。阿登納走到他的書桌前，拿起一張鑲有鏡框的杜勒斯在1959年最後一次訪問德國時的照片。這是阿登納與他這位朋友活著時的最後一次見面。

這位總理把照片遞給了蘇茲貝格，並說：“就是他”。當蘇茲貝格問他為什麼挑選杜勒斯時，阿登納國答道，“他思想明確。他事先深思熟慮，對未來有遠見，他說話算數：他信守諾言。”

有些批評家認為，杜勒斯和阿登納之間的關係是那樣密切，以至於使他們兩人對蘇聯的那種毫無道理的僵硬態度有增無減，並認為杜勒斯與這位德國領導人的私交足以使美國國務院為阿登納的外交政策服務。更確切地說，他們之間難得的友誼產生於與他們關係重大的問題上的完全一致，尤其是他們兩國對抗蘇聯這一最好的立常1959年2月社勒斯知道他已患無法治癒的癌症。他最早告訴的人中就有阿登納。杜勒斯死於五月，八十三歲的阿登納飛到華盛頓，參加了葬禮。

1959年杜勒斯的葬禮使世界上許多有聲望的人物雲集於華盛頓。出席人數創了紀錄。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欽佩他。阿登納則是少數幾個熱愛他的人中之一。

如同英國人缺乏幽默感，日本人看不清楚這種無稽之談一樣，關於德國人是天生地禁慾主義的和缺乏感情的說法也是純屬虛構。我的體會是，不論外表如何，大部分德國人都是富有感情的。阿登納當然屬於這種型別。當他向我講到對杜勒斯的愛慕和敬仰時，眼中流著淚水。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勝任他的角色。”

恰如許多人發覺阿登納是冷冰冰的和缺乏感情的一樣，還有許多人，在看到他的坦率，思想和行動綱領幾乎是一個有機統一體時，認為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奧地利的有能力的、通常具有洞察力的首相布倫諾·克賴斯基，有一次說話過火時曾稱阿登納是一個無教養的人，幾乎說不出個什麼名堂來。

確實，阿登納的講話不象麥克阿瑟那樣對文學和哲學引經據典，那樣富有刺激性，也不象戴高樂和邱吉爾那樣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他告訴我他寫回憶錄實際上是出於對歷史的責任感才承受下來的包袱。

然而他是有教養的，見識廣博的人。與克賴斯基的印象相反，他經常讀書，特別是閱讀歷史著作；我是從與他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