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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打草地滾木球時，技術嫻熟，注意力高度集中，即使在和好友一起玩時，他也決心要贏得勝利。他是不會同意俗話說“重要的不在於勝負，而在於風格。”阿登納玩得公正，但是他總是為了贏過對方。

他的政治風格也是如此。如同邱吉爾，阿登納也是一名卓越的議員。在1949年聯邦議院會議上，他清楚地闡明瞭他的計劃，表現出了他的另一種重要的政治技巧：有使自己的才智與幽默引而不發的能力。

作為十六年中德國第一次合法選舉的獲勝者所作的實際上是就職演說的時刻應該是嚴肅和莊重的。阿登納知道，全世界都在注視著德國人是否已經學會如何成為民主主義者。但是在他的講話中間，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對手們開始向他當眾諸問。人們會認為一位像阿登納那樣真正自負的人會對會場氣氛受到破壞表示氣憤，認為像他那樣無幽默感的人也許會十分冷淡地對話難者不加理睬。然而，他巧妙地擊敗了他們。當一名叫海因茨·倫納的共產黨議員譏諷地叫喊說，阿登納的有關蘇聯部分的講話是由“一名專家起草的”。阿登納停了片刻後說，“赫爾·倫納，你是一個愛妒忌的人廣這句話博得了滿場喝彩。

阿登納的運用高壓戰術和政治上的短兵相接的本領使他贏得了冷酷無情的名聲，而他對此似乎並無反感。一次，有人指責他橫暴地對待反對派時，他有節制地反擊說：“這不全對。”阿登納和另一名前軸心國的戰後領袖、日本的吉田產生了強烈的相互敬慕之情。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倆人都是堅定地獻身於民主這一事實促成的，而每人實際上都有一種一人說了算的嗜好。

不象有些人，阿登納對報界向來是抱容忍的態度，但是他不甘被人愚弄，並且拒絕承擔把一個壞問題作出好回答這種職業政治家的責任。他對一位記者大聲喊道：“我會為此給你在外交業務上打不及格。”

在阿登納當總理十四年中，盟軍佔領期延續了六年之久。

他經常對我說，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和四位傑出的美國人：迪安·艾奇遜，盧修斯·克萊，約翰·麥克洛伊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英明忠告及支援，他決不會取得他已經取得的成就。他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他願與盟國妥協，如果當這種妥協允許德國獨立、經濟恢復和與其他西歐國家一體化的目標得到進一步的保證的話。

象吉田一樣，阿登納知道與盟國間的合作距順從相去甚遠，雖然當他有時被某些特別不耐煩的德國人的刺耳的話所激慈時，他會說：“那麼，他們認為是誰輸掉了這場戰爭？”1949年，當他任總理前，在瑞士的伯爾尼向一個國際小組發表了一次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對一系列佔領政策進行了尖刻的抨擊。他也說過德國人如果打算重建和保衛他們自己的國家的話，就需要有一種新的民族自豪感——他很注意此處未用民族主義一詞。

在這次講話後，許多批評家，包括同盟國首都的報紙生氣地指出，同盟國面對著一個頑固不化的德國民族主義分子。但是阿登納與瞭解他的軍事管制者們之間的關係沒有改變，而他在同胞們中的聲望提高了。他用勇敢的獨立性，突出地表現出作為一個人的尊嚴。這種尊嚴對於德國人是巨大的鼓舞，他們亟不可待地要使他們的民族尊嚴得到恢復。

1953年4月的一個陰暗的、下著雨的早晨，我在華盛頓的國家機場上第一次見到阿登納。他來華盛頓是和艾森豪威爾總統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進行會談。杜勒斯和我作為艾森豪威爾的代表在機場迎接。

由於兩方面原因使這位總理的訪問具有重大意義。首先，從來有過一位德國總理訪問過美國。實際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以來，阿登納就是第一個德國官方的來訪者。這次訪問之所以重要還因為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僅僅八年。阿登納在美國受到無論是政治領導人或廣大人民的接待方式，都會表明不管希特勒還是納粹所造成的仇恨心理已有緩和。

美國支援阿登納的外交政策並不堅定。許多有影響的美國人建議，美國應該拒絕參加歐洲防務，如果我們與阿登納的會談是徒勞的或是不友好的話，那麼這種孤立主義就會得到進一步抬頭。在安德魯斯機場的小型而又沉悶的儀式將是數百萬美國人民和歐洲人民的最初印象的發源地。

當我最初看到阿登納從他的坐機裡出來時，他的六英尺二英寸（1．88米）的巨大骨架，他的生硬的、筆直的姿態，輪廓鮮明的，猜不透的面容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有些男子的面容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他們的感情。而象阿登納那樣的人有著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