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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似乎很感興趣。他繼續說：“當時，杜勒斯的助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先生想採取不同的做法，但又不敢打破杜勒斯的戒律。於是，他右手拿著咖啡懷。由於不能用左手握手，所以他只用左手搖搖我的胳臂。”聽到這裡，在場的人都笑了。周恩來接著又說：“但是，當時我們也不責怪你們，因為當時世界上流行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國家鐵板一塊，西方國家也是鐵板一塊。現在我們明白了，情況並非如此。”

我對周恩來的說法表示同意，說：“我們已經衝破了舊的框框。我們根據每個國家的所作所為來看待這個國家，而不是把它與它所屬的國際集團混為一談，由於它們持有同樣的哲學觀點而把它們說成漆黑一團。我應該坦率地告訴總理閣下，我當時在艾森豪威爾政府裡任職。觀點和杜勒斯先生相似。但是，從那以後，世界已經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也必須改變。”

周思來是強硬和不肯讓步的，但在弭閤中美兩國的分歧方面，他又是靈活的。在公報中有關臺灣問題的那一段，中美之間的觀點相去甚遠。我們不願拋棄臺灣，也不能拋棄臺灣：周思來則不願意也不可能放棄對臺灣的毫不含糊的主權要求。

他想利用中美聯合公報來肯定中國的這一要求。中美公報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主要應歸功於基辛格和周恩來。雙方終於達成一項折衷的協議，即雙方都用心平氣和的詞句在公報中闡述各自的立常總是著眼於首要問題的周恩來懂得，中國與美國的新關係與臺灣問題相比，顯然重要得多了。

在我們所有的會談中，周恩來總是鎮定自若，與赫魯曉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矯揉造作恰成鮮明的對比。他從來不提高講話的調門，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談判相威脅來迫使對方讓步。1976年我重訪中國時，特意向周恩來夫人談到她的丈夫給我最突出的印象：他總是那樣堅定不移而又彬彬有禮，他在“手裡有牌”的時候，說話的聲音反而更加柔和了。

周的沉著冷靜，我認為主要歸功於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經歷，但也反映出他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周恩來從來沒覺得有必要象蘇聯領導人明顯地表現出來的那樣，在他的助手面前顯示一下自己的大丈夫氣概。

周思來的談話不象毛澤東的談話那樣豐富多彩，但他在談到某些問題時，有時也有相當生動的想象力。當我們坐車從機場前往北京市內的賓館時，他言簡意賅地說：“您從大洋波岸伸出手來，和我握手。我們已經二十五年沒有聯絡了。”

周恩來擅長寫詩，有時用詩來表達他的感觸。在談到1972年美國總統競選時，他希望我能獲勝，並提起毛澤東寫的一首題為《詠梅》的詞，說：“在這首詞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說，那些開拓事業的人，不一定都是收穫成果的人。百花盛開之時，也是他們行將凋落的日子。”周思來繼續說，“這一次您開了頭，但您可能看不到它的最後勝利。不過，我們將歡迎您再次來訪問。”

我們在北京的賓館裡舉行最後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時，周恩來再次引證詩詞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說：“在您樓上的餐廳裡有一幅毛主席手書的《題廬山仙人洞照》，最後一句是：‘無限風光在險峰。’您是冒著一定風險來中國的。然而正如詩中所述，在危巖之上，正有著無限優美的風光。”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詩才，在偉大的領袖們中也是不常見的。最成功的政治，則比優美的散文更富有詩意。

在中國內戰期間，周恩來與國民黨人和美國調停者之間的談判，為共產黨取得勝利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他的拖延戰術為紅軍力量的壯大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他裝出願意進行妥協的姿態，使蔣介石的美國擔保人處於被動的地位。

一位在臺灣的國民黨官員甚至對我這樣說：“在內戰時期，只要有周思來一個人在我們這一邊，那今天在臺灣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澤東了；安居於北京的則可能是我們。”這個官員的話語是否誇大姑且不論，但他有一點卻說得很對：過去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價過高了。毛澤東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征服中國，統治中國。假如沒有周恩來，他是否能取得這樣的成功，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應該記住之點是：並不是由於有毛澤東一個人，而是由於有他和周恩來二人的合作，才使他們贏得了中國。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反抗地主和軍閥；周恩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則反對不平等和外國侵略。他們兩人各自代表著在共產主義革命中聯合起來的、中國社會的兩種主要力量。

儘管毛、週二人的合作是中國歷史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