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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大事，可是這一合作開頭時並不順利。周恩來於1931年到江西毛澤東的根據地時，是一位在城市暴動中失敗的人。他迅速接管了軍事指揮權。許多年後，毛澤東回憶說，這段時期裡他“在黨內沒有發言權。”當國民黨軍隊把紅軍趕出江西根據地、紅軍開始長征之後，毛與周合作，一起制定了遷回的行軍路線和紅軍的戰略戰術。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周恩來在政治上支援毛澤東，並，幫助毛澤東昇遷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他們的這種合作關係終於定型了，在此後的四十二年中，廣為世人所知。

他們當權之後，這種合作又處於互相對抗與互相依賴之間，出現了動搖不定的情況。在毛澤東看來，世界是充滿矛盾和經常處於動搖不定的狀況之中的。毛澤東把鬥爭看作高於一切。

周恩來則是一位比較務實的人，他更多地強調要有選擇地透過鬥爭來獲得具體的成果。周恩來運用他那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用之不竭的精力，與中國五千萬官僚極大的惰性進行鬥爭，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就，使毛澤東能夠全神貫注地關心自己，對國家領導工作採取超脫的態度。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曾說，“在毛澤東面前，周恩來好似一位笨拙的秘書、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國會議員。”很難想象舉止優雅的周恩來會是笨手笨腳的樣子。不過，當毛澤東在場的時候，周思來總是退到不顯眼的位置，這也許是有意識的。因為他明白：覬覦毛澤東的寶座是極其危險的。

這並不等於說，毛、週二人的合作缺乏相互信任和尊重。

毛澤東從來沒有當眾讚揚部下的習慣。但有件事可以說明毛、周這兩位領導人之間的深厚情誼。文化大革命中，一群紅衛兵給周恩來貼上了“資產階級腐朽的代理人、玩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的標籤，要求鬥爭周恩來。對紅衛兵的要求，據說毛澤東這樣回答：“那好吧，讓我也和他一起挨鬥吧。”九年之後，當週恩來臥病在床，奄奄一息時，長期深居簡出的毛澤東到醫院同他一起度過了他彌留的時刻。當時，除了照料周恩來的醫生之外，毛澤東是與周恩來最後訣別的人。

這兩位中國二十世紀的偉大領導人之間的密切合作，於1972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尾聲、中美恢復關係取得勝利時達到了頂點。

在周恩來陪同我走進陳設著大批書籍的毛澤東的書房時，我想起了動身來北京之前幾天在白宮一次晚餐上，法國作家莫爾勞克斯曾對我說：“您將與一位巨人打交道，但他是一位面對死神的巨人。”毛澤東和我見面之後，我和他沒有進行談判，他是在試探我的想法，我也在試探他的想法。他想知道我的全球觀點是否和他的觀點一致。他很想辨明美國的富裕是否已使美國人變得軟弱無力，以及我們在越南遇到的麻煩是否已使我們元氣大傷。

他的身體顯得十分虛弱。在我進屋時，他的秘書扶他站立起來。他抱歉地對我說，他的話不能說得很清楚。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這是由於他患支氣管炎之故。但我認為這實際上是中風病的後遺症。他的面板沒有皺紋，但病容使他臉呈蠟色。他的臉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又是銳敏的。他的手看起來不象老人的手，並不僵硬，而且面板柔軟。然而，由於年歲已高，他的精力顯然不濟了。原先中國方面安排我和毛澤東的會見僅約十五分鐘。後來由於毛澤東被我們討論的話題吸引住了，一直談了一個小時。我注意到，由於毛澤東開始感到疲倦，周恩來越來越頻繁地看錶。

這兩個人之間的不同之處也是很明顯的。周恩來的外貌、言行和舉止，表現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文化素養的、雍容大度的外交家。毛澤東則是一位健壯的、樸實的人，具有一種天生的吸引力。他是中國的主席，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被公認為領袖。

周恩來則是最高的行政官員。

毛澤東談吐隨便，言簡意約，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這給我以他想在頃刻之間把許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詳而又平和的語調闡述自己的觀點。這在小型的會議上會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大演說家這樣做，那隻能招致失敗。

即使在談論嚴肅的問題時，毛澤東也喜歡發出令人駭異的話語。他開懷大笑說，“在您上次的競選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說，那您一定是兩害相權取其徑吧。他高興地回答說，“我喜歡右派。人們說你們是右派——共和黨站在右的一邊，還說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隨便說出了戴高樂的名字。毛澤東表示異議，說，“戴高樂是另外一回事。”他接著又說，“人家還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是右的。比較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