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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還駐有全部現代化的四十多個師，比十年前至少增加了三倍。

太平洋彼岸是美國。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周恩來把美國看成意識形態上的最大死敵。但作為一箇中國人，他也認識到：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所有的鄰國中，美國是現在或將來都不想反對中國的唯一國家。更重要的是，美國是唯一有能力制止中國的北方死敵的國家。

上述格局為中美恢復邦交準備了條件。這並非由於這一方喜歡那一方的哲學，而是為了維持力量的微妙平衡——這對中美雙方的利益都是至關重要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正因為如此，當週恩來獲知我們希望重新開啟兩國關係的訊號時，他就象毛澤東在一首詩中所寫的那樣，以“只爭朝夕”的精神行動了。

斯大林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長維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經警告一位美國談判看說：“如果你認為我們很難對付，那麼，你等著對付周恩來吧！”但當我們和周恩來接觸後，發現他並不是莫洛托夫所說的那種毫不妥協的談判者。作為一位忠誠的共產黨人，他把我們看作意識形態的敵人：作為一個講究實際的中國人，他又懂得他需要我們。

我們的分歧很大。但是我們的共同利益更大。我們的任務是減少分歧，而不是擴大分歧。中國領導人想要擺脫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而使自己受到敵視和包圍的處境。我們也看得出來，中國政府急於結束這種“憤怒的孤立”狀態：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透過三角外交將有助於遏制蘇聯的機會。雖然中美復交是雙方共同的利益所在，但我們必須在聯合公報中闡明我們的關係，並解決許多技術性的問題。

在談判中，我感到要求周思來突然放棄由他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外交立場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懂得，他是一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對基辛格說過：“舵手必須順水行船。”

當我和周恩來討論美軍留在日本和太平洋地區這一問題時，我知道這是個尤為敏感的問題，並注意到中國人要求美軍撤出日本和廢除美日共同防務條約。於是我指出，即使我們的政策違背中國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則，但這實際上還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在談到蘇聯時，我又說：“美國可以從日本水域撤出，但別的國家仍會在那裡漁利。”我繼續說：日本要麼應該尋求同克里姆林宮和解，要麼應該重新武裝自己。

我知道，周思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大概會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為一個理論家，他又不會明確表態。果然，他以一種特有的微妙姿態作出了反應：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轉變了話題，對我的看法不作任何評論。但是，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清楚周恩來的沉默正是表示首肯。

除了共進午餐、晚宴和其它公開活動之外，在面對面的正式會談中，我與周思來會晤了十五個小時以上。他有四個特點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精力充沛；準備充分；談判中顯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壓力下表現得泰然自若。

他的精力是驚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時間較長的會談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談雙方的年輕人逐漸感到睏倦，翻譯也顯得語調不清了，但七十三歲的周思來卻始終反應敏捷，態度強硬和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他從不離開正在討論的議題，從不延宕時間影響討論，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會議上雙方對聯合宣告的措詞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他也不會把問題留給他的助手，而是在當天休息的時間裡或晚上，親自與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來就好象剛從鄉間度過週末歸來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決重大的問題了。巨大的權力和責任感，使他永葆青春。

他和我見過的其他領袖一樣，事先為會談作了充分準備，只是在碰到高度技術性的細節問題時，才回過頭問一下助手。

基辛格曾經對我說過，周恩來的談判技巧將會使我感到吃驚。他說對了。我們的會談既涉及象徵性的問題，也涉及實質性的問題。我會見毛澤東之後，和周思來坐下來進行第一輪會談。就在這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一個象徵性問題，十分巧妙地試探我的意圖，以便摸清我這次來中國是否放棄了自己過去強烈地堅持的觀點。

周思來說：“下午，您對毛主席說，今天我們終於握起手來了。不過，約翰·杜勒斯可不想這樣做。”

“可是您說過，您不想和杜勒斯握手了。”我回答。

“未必，”周思來說，“我倒願意和他握手。

“那好，我們握手吧！”我說著，把手伸向桌子對面，再次和他握手。

周恩來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