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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下來。我也走了過去,他抬起頭來看了看我,咧嘴笑了一笑,並且說:“我覺得坐下來比站著要好一些。”
在宴會中,我問他三天繁重的會談日程對他有什麼影響。
他說,除了幾次“臨時眩暈”外,他覺得這次會談比其他會談要好一些。他用他特有的洪亮的嗓音說:“一經接觸你們這個位於大西洋彼岸的新奇的國家,我似乎總是得到鼓舞和重新恢復生氣。”
後來話題轉到假期計劃。他說他將坐船去摩洛哥旅行度假:我回答說:我總是坐飛機旅行,因為我暈船。他用一種嚴峻而又引人發笑的眼光凝視著我說:“年輕人,不要擔心,當你歲數再大點的時候,你就不會再暈了。”當時我是四十一歲。
邱吉爾不僅是一個非凡的歷史創造者,而且是一個歷史學家。我幾乎閱讀了他所有的大量作品,我發現在不描寫他自己直接參與的事件時,他是一位優秀的作者。他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遠遠超過了他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的反應和觀察常常透過故事形式進行敘述。他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報道中的最精彩的著作是《後果》和《東方陣線》,前者描述了凡爾賽和平會議,後者是他在完成了其他五卷後的兩年內寫成的。在這兩本書中邱吉爾都不是主要角色。然而,在他這兩部多卷的歷史著作中,邱吉爾充分地實踐了他著名的格言:“創造歷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寫出來。”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邱吉爾在訪問華盛頓時,對美國內戰的興趣總是與日俱增,這次也不例外。在男子晚宴上,他評述道,依他之見、羅伯特·依·李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是空前的最偉大的將軍之一。他說,應該有人“把李為了與南部站在一起,拒絕指揮合眾國軍隊後,騎著戰馬橫渡波托馬克河這一難忘的景象記錄下來,織到掛毯中或畫在畫幅上。
他說,戰爭中最偉大的時刻之一終於來到了,在阿波馬托克斯,李向尤利塞斯·格蘭特將軍指出,他的軍官們把他們的馬匹作為私人財產並訊問是否允許他們各人擁有馬匹時,格蘭特說:“讓所有的人都牽上一匹馬,士兵、軍官都一樣,他們需要馬匹去耕種土地。”此時邱吉爾環顧一下聽得入了迷的人們,他的眼睛閃爍著光芒:“生活在貧窮和戰爭中,這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行動!”
我問到關於他與接斯大林班的蘇聯領導人之間進行會談的看法。他說,西方必須有一個實力政策,決不能以軟弱的地位同共產黨人打交道。他對我說,他期待著訪問蘇聯,但他不會作出任何束縛美國的許諾。
他指出除了戰時的聯盟以外,他的一生都在反對“布林什維克”,並且說:“確信美國人民會信賴我這個瞭解共產黨的人又是一個反共戰士。”他在結束談話時說道:“我想我所作的反對共產黨的事和麥卡錫所作的一樣多。”還沒等我說話,他咧著嘴笑了,身子欠向我,又說:“當然了,那是個私下宣告,我決不同意干涉別國的內政!”
邱吉爾向我表示他對激進的喜歡挑起爭論的安奈林·比萬的不光彩的詭辯術十分不滿。1947年,比萬作為工黨政府的衛生部長說保守黨員“比寄生蟲還不如”。這些話甚至使他的有些同僚感到尷尬。我自然感到,比萬的話雖然既不文雅又不聰明,然而,在使用尖刻刺耳的語言方面,邱吉爾本人也是罕見的。
在指責詹姆斯·拉姆齊,麥克唐納缺少政治上的堅忍性時,邱吉爾曾編造出這麼一個故事:我記得當我還是孩提時,父母把我帶到一個有名的巴納姆的大馬戲院,那裡有畸人怪物的展覽,但是展覽目錄單上我最想看的是一個被稱為“無骨的怪物”。我父母認為,這種情景對我的幼小心靈來說也許會太讓人厭惡和太傷風敗俗了,而我為了看這個坐在財政大臣交椅上的“無骨的怪物”已等了五十年了。
他把杜勒斯說成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馱著瓷碗櫃的公牛”。
英國議會里的第一個女議員阿斯特曾經對他說:“如果我是你的妻子的話,我就在你的咖啡裡放上毒藥。”邱吉爾反唇相譏:“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把它喝下去。”
拉博賴特·克萊門特·阿特利在議會講演完畢,邱吉爾說道:“他是一個有許多地方值得謙虛的謙虛的人。”
喬治·肖伯納送給他兩張戲票和一張便條:“帶上一個朋友來看我的戲,如果你有朋友的話。”邱吉爾回了一張便條:“我正忙於開幕式,如果有第二個晚上的票時,我會在第二個晚上來的。”
邱吉爾有一次提到安奈林·比萬時,他曾經說過,“然而,世上真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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