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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預言，正好反映出這種明快的希望。他在表達了對核武器破壞力的關切後曾說：“有時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這些具有毀滅性的力量會給人類帶來絕對無法預見的安全……。

無疑，如果人類要有他們心底的願望並且消除了大規模毀滅的恐怖感的話，他們就會選擇……以最快的速度擴大他們力所能及的或曾夢寐以求的物質福利……在人類歷史上的這一時刻，我們及世界所有各國站在最大的災難和無法估量的獎賞的大門口。我相信上帝的仁慈，我們將作出正確的選擇。”

莎士比亞寫道：“有人生來偉大，有人變得偉大，有人的偉大是強加的。”溫斯頓·邱吉爾漫長的一生和在他的事業中，給人們提供了所有上述三種型別，邱吉爾不象那些為權力而謀求權力，或是為了擁有權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那些領袖人物，他謀求權力是因為他真正地意識到自己能夠比別人更好地運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個時代的唯一的有能力、有資格和有勇氣去處理某些重大危機的人。他是對的。

在他為之而努力爭取的大多數事情上，他的判斷是正確的。1940年，當他的祖國最終需要唯獨他能提供的經驗和領導能力時，他有幸還活著。

在有關邱吉爾的一生及其時代的大量優秀書籍中，對邱吉爾的描寫就數艾賽亞·伯林撰寫的只有三十九頁的小冊子的最後一節中的一段最好，“一位比常人具有更大、更簡單的要素形成的出類拔萃的人物，一位在他生活的時代裡的偉大的歷史人物，他有超人的勇敢，堅定和富有想象力，是他的祖國所培育出來的兩名最偉大的活動家之一，一位有驚人才能的演說家，是他祖國的救星，一位既神秘又實在的傳奇式的英雄，一位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物。”

3、夏爾·戴高樂——領導的奧秘

1970年11月12日，雲集在巴黎的世界各國領導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甚至超過了該市是一個橫跨全球的帝國中心的時候。三天前，距離八十壽辰不到兩個星期，夏爾·安德烈·約瑟夫·馬裡·戴高樂突然去世了。現在，前來弔唁戴高樂的六十三位現任的和前國家元首及政府領導人默默地走過二百六十英尺長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正廊。作為美國總統，我也是其中的一員，但我同時是以朋友的身分參加葬禮的。

我們前來並不是單純來參加他的葬禮，而是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幾年前，他就為他的葬禮留下了嚴格的遺言：不要舉行盛大的儀式，不要全副武裝的軍人護送靈柩，不邀請要人，只是在科隆貝雙的村子裡的那個小小的教堂墓地裡，舉行一個樸素的私人儀式。遵照他的願望，他被殮放在價值七十二美元的一具普通橡木棺村裡，由他的幾位同鄉——一個肉店夥計，一個乾酪鋪掌櫃和一個農場工人——抬到墓地，安葬在他愛女安妮的墓旁。安妮先天智力遲鈍，十二年前，當她十九歲時就去世了。根據戴高樂生前的意願，墓碑上只銘刻著：“夏爾·戴高樂1890—1970”幾個字。

在聖母院舉行的大規模的追悼儀式不是出於戴高樂的想法，這是政府對整個法國和全世界想向戴高樂致敬的人們的一次遷就。

要是問到一個人，戴高樂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時，他可能說“個子高”，或者說“嚴峻”，或者說“不易相處”心惟微，惟精惟一，久執厥中”十六字。宋儒認為，此十六，或者說“意志堅強”，或許他可能把戴高樂與法語中的“偉大”這個詞聯絡在一起。如果他是一位年齡稍大的人，或許他還會回憶起，他是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洛林雙橫十字架的旗幟下領導“戰鬥著的法國人”，或者還可能回憶起傳說是邱吉爾事後的評論“在我所掮過的十字架中，最沉重的是洛林十字架”。

當我想起戴高樂時，就想到了所有這些亭。我回憶起他是一位格外仁慈、彬彬有禮和體貼別人的人。無論在我執政期間或在野的時候，我對此都有同樣的感覺。象他那樣的人，他提出的意見，那怕我不同意，也總是極其尊重的。

戴高樂到底有哪些東西給我們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為什麼他能成為二十世紀罕見的大人物，比許多強於法國的國家的領導人還要高出那麼多呢？

我們紀念領袖人物不僅在於他們的作為，而且也在於他們的本身；不僅由於他們的貢獻，而且也由於他們的性格。儘管其他人作出的貢獻比戴高樂大，但是很少人具有他那樣堅強的性格。他是一個頑強、任性、自信心極強的人，極端利己主義者唯物主義觀點，強調藝術創造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干預社會，但同時又是一個極端無私的人，他想得到的東西，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