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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公務纏身，在某些方面感到輕鬆，但是，當一個重要的外交會議舉行而他缺席時，他又產生一種“無資力狀態”的感覺。

我最後一次見到邱吉爾是1958年，當時我是去倫敦參加在聖保羅大教堂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美國人的儀式。我曾猶豫是否要求會見邱吉爾，因為我知道他身體一直不佳。然而他的助手覺得如果他和人們談論問題而不是談論他自身的健康狀況或許對他有好處。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千萬不要問一個病人感覺如何，他也許會告訴你，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領袖人物，他們更想和你談論世界大事而不是他們自己。當我在杜勒斯患癌症去世前幾個月去沃爾特·裡德醫院看望他時，我總是問他對當前外交政策的看法而不是詳細詢問他感覺如何。杜勒斯夫人、他的護士和他的秘書都告訴我，我的探望給了他巨大的幫助，把他從極度的痛苦中解脫出來。

按預約時間，我去了邱吉爾在海德公園門的家裡。當我被引入他的房間時，我對他的身體狀況已經如此惡化感到吃驚。

他半睜著眼斜倚在躺椅上，看上去幾乎象一具殭屍。他的問候聲很難聽清。他軟弱無力地伸出手來。他向他的助手要了一杯白蘭地，酒拿到後，他一口把它吞了下去。然後，他奇蹟般地恢復了活力，他的眼睛又煥發出光芒，他的講話也清楚了，他對周圍的事物也變得關心了。

我在晨報上讀到過一篇關於非洲的報道，迦納正在考慮併吞幾內亞。我把此事告訴了邱吉爾，並詢問了他的看法。他咆哮道：“我認為迦納不用吞併幾內亞就足夠它去消化了。”他以一種令人吃驚的堅定口吻繼續發表議論說，羅斯福過早地強迫英國和其他有屬地的列強讓他們的殖民地得到獨立，他說這些國家在未準備就緒以前就讓他們肩負起行政管理的童任，使情況比以前更壞。他重複了四年前我們第一次見面時驅車前往白宮途中的一個觀點。

我詢問了他對東西方關係的看法。他堅持認為，只有自由世界人民的強大，才能在全世界維護和平和發展自由。他強調沒有威懾就不可能有緩和。

大約六十分鐘後，我看到他疲倦了。我知道也許我不能再見到他了，所以我試探著——我想多少有點笨拙地——告訴他億萬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將永遠感激他。我也找不出恰當的話來表達我的感情。

當我起身告別時，他堅持要送我到門口。他需要別人攙扶著離開椅子，在一邊一個助手幫助下，拖著步子在走廊中向前走去。

當大門開啟時，我們被電視攝影的強烈燈光刺得睜不開眼，這對他產生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他站直身子，把助手們推開，讓自己一人站著。我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下巴向前伸著，他的眼睛閃著光芒，他的手舉著作成表示勝利的“V”字形。攝影機嚓嚓地響著，閃光燈閃爍著。片刻後，門關上了。

當攝影機對準他時，他這顆明星自始至終閃爍著奪目的光彩。

年邁可能征服他的軀體，但決不能征服他的精神。

邱吉爾對今天自由世界的啟示是什麼？

邱吉爾在戰爭中是一位超群的領袖，他對爭取和平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準備戰爭是為了避免戰爭。他發動戰爭只為一個目的：為了建立一個正義的、和平佔主導的世界。他爭取和平，但不是不惜任何代價。

一方面，他堅持主張維護和平的唯一途徑是保持實力。他繼續告誡西方關於蘇聯擴張主義的危險。與現在歐洲的某些領導人不同，他把蘇聯向工業世界的礦產、石油資源中心的猛烈推進，看作是如同隆隆的坦克開進德國中部平原一樣大的威脅。

他會為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對蘇聯在發展中國家的冒險主義感到擔心一事而喝彩。他雖然不會隨聲附和美國的每一項外交政策，但是他會使用最猛烈的言詞來譴責歐洲把美國和蘇聯看作為相同的對和平的威脅的傾向。

另一方面，邱吉爾願對令人生厭的陳詞濫調賦於生命力：“決不要因害怕而談判，但也決不要害怕談判。”為了儘可能地減少衝突，使爆發戰爭的最終衝突儘量地不致發生，他堅持主張自由世界與它的對手進行談判。1953年5月，他在下院表示了願與蘇聯人進行談判的態度：“我認為，那種除非或直至一切問題都已解決，否則與蘇聯之間什麼也解決不了的看法是錯誤的。”

儘管邱吉爾意識到我們面臨著可怕的危險，他對於他自己和他生活的世界在內心裡還是持樂觀態度的。我相信，他於1953年11月3日在下院所做的最後一次偉大的外交政策講話中對今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