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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法國。他生活簡樸，理想遠大，象演戲一樣，他扮演的是他自己創造的角色，而這種角色只適宜於由一個演員來扮演。而且他也塑造自己，使他自己能適應這個角色。他創造了戴高樂這個公職人員——法國的化身。

夏爾·戴高樂可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這是他刻意求取的結果。然而，他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英雄，二十世紀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對於法國來說，他是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人物之一，就象法國美酒的配方那樣，複雜、強烈而又令人難以捉摸。他的性格就象美酒那樣，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

我第一次見到戴高樂是在1960年他重新執政的兩年之後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多年來，我對他抱有許多固定的看法：長期以來，他是人們進行脆弱的冷嘲熱諷這種特殊形式所喜愛獵取的物件。華盛頓的社交界爭相以這種嘲諷譁眾取寵。正如他的形象適合做漫畫諷刺素材一樣，戴高樂的舉止常成為口頭諷刺的素材。那些喜歡透過打擊別人來抬高自己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拿戴高樂當作靶子。

在我見到戴高樂之前，我對他有一個鮮明的印象：待人冷漠、器量狹小，態度傲慢、難以容忍的自以為是，幾乎無法和他打交道。邱吉爾的洛林十字架的評論，使我對他的印象起了極大的作用——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九疇：一曰水、火、木、金、土五行；二曰敬用貌、言、視、，簡單的一句話可以對一個頭麵人物帶來多大的致命傷，造成的印象幾乎使人不能磨滅。艾麗斯·羅斯福·朗沃斯把托馬斯·E·杜威描繪成“結婚蛋糕上的新郎”就產生過類似的後果。有人甚至認為，這種形容造成的假象竟使他在1948年競選中失敗。如果杜威的反對者當時用器量狹小、自負、易受擺佈和矯揉造作等等形容詞來描繪他的話，就比不上那麼簡單的一句話所起的作用。

當我在1947年作為一個國會議員訪問法國時，幾乎從我遇到的所有法國和美國官員那裡都加深了我對戴高樂的否定的看法。他們對他不屑一顧，稱他是狂妄的極端分子，永遠不會再掌權了。

我的思想也受到我國外交官對戴高樂幾乎公開蔑視的影響。甚至查爾斯·波倫——他是美國最有才幹的職業外交家之一，在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手下任過美國駐外大使——也很少掩飾他對這位法國總統的厭惡。羅斯福總統的駐法大使威廉·布利特告訴我，波倫在他的大使館的宴會上經常用不留餘地的詼諧妙語談論戴高樂，並以高明而又不加掩飾的方式模仿他的言談、舉止，使客人捧腹大笑。戴高樂風聞波倫不喜歡他，也對波倫作了回敬。許多人認為戴高樂有反美的偏見，但我常覺得，這種個人攻擊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採取這種政策的原因。

在1960年我第一次見到戴高樂前不久，我上了一堂實際上是關於他的背景材料的填鴨式突擊課。我瞭解他的情況越多，就越覺得老的固定看法在消失。我知道了，他象麥克阿瑟一樣，在戰爭中勇敢非凡。他預先告誡國人潛伏的危機。下列這個事實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述作者的方法論思想。認為數學的推理確切明白，哲學及其，即他象邱吉爾那樣，在進入最高領導層以前就已寫出了題材廣泛、文采出眾的許多文章；象邱吉爾那樣，他也曾經“在野”——受到冷落而失去職位。他便利用這些歲月從事他的一些最好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也象麥克阿瑟、邱吉爾和艾森豪威爾等世界偉人一樣，他們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實際的高大得多，而又距離我那麼遠。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低階海軍軍官，坐在太平洋的一個島上，讀著有關“戰鬥著的法國人”的這個任性的領導人的簡略新聞報道時，我從未想象過十六年後我會在華盛頓歡迎他，更沒想到，在二十五年之後，他和我會作為法國和美國總統在巴黎並坐一起。

當我在1960年第一次見到戴高樂時，他的外貌立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知道他是個高個子——六英尺四英寸，是法國軍隊中一位身材最高大的將軍——但是他那軍人的姿態使得他的身高給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只是在後來，我才注意到他略有點駝背。

在他訪美期間，我注意到，就他個子來說，他的動作是非常優雅的，從不顯得遲鈍或笨手笨腳——無論是在手勢上思潮，德國奧斯特瓦爾德首先提出。認為一切事物都歸結為，或者走路時，還是在使用銀餐具時。他具有寧靜的、給人以印象深刻的舉止，並伴隨著某種舊時顯貴的風度。

1960年我見到的戴高樂，與記者們和外交官員所描繪的傲慢的、盛氣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