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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給邱吉爾提供了一個與他非凡的能力和個性相稱的舞臺。只有在可怕的戰爭環境裡，偉大的領導能力才能顯示出來，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實。

英國最偉大的首相之一是羅伯特·皮爾爵士。他作出了廢除“穀物法”的強硬決定。但是他沒有象迪斯雷利或戰時住在唐寧街10號的其他首相那樣為人們廣為懷念。在美國，情況類似的是詹姆斯·波爾克，根據歷屆總統的能力和業績，他可能排在前四、五名。艾森豪威爾則是另一種範例。他結束了一場戰爭並且保持和平達八年之久。但是，許多人認為艾森豪威爾總統不如杜魯門總統那樣堅定、果斷。因為杜魯門總統於1945年8月由於歷史的偶然性曾下令投擲了原子彈。因此，在大多數歷史學家心目中，發起戰爭比結束或是避免戰爭，更應是衡量人物偉大與否的尺度。

儘管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被徹底打敗了，就邱吉爾個人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簡直不算勝利。

正是斯·皮·斯諾注意到了邱吉爾在其著名講演中說過的一句話：“為了主持英帝國的解體，我沒有成為國王的首席大臣。”這個講演是富有戲劇性的，至少是不太真誠的。因為很清楚，只要在1940年出任首相者必須履行視察職責。即使沒有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在戰後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的決定，英帝國內部要求獨立的勢頭也已經勢不可擋。邱吉爾試圖阻擋這個勢頭就會象卡奴特王命令潮水不能再湧來淹沒他的雙腿一樣。

甚至德國的失敗對英國人來說也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結局。邱吉爾知道，如果需要一個抗衡蘇聯的堅如磐石的力量和使大陸得到穩定，那麼德國必須重建。他也知道德國不得不從廢墟中重建並恢復元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比英國遭到部分削弱更為可齲當德國在重建時，一座新的現代化工廠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工廠。英國，雖然作為戰勝國卻不得不對付著使用那些即使在戰前也已經十分陳舊的工業設施。結果是，殘敗國變得比戰勝國更富有、更強大。

英國人民也不得不繼續在配給匱乏中生活。他們厭惡地認識到，儘管他們竭盡全力、忍受痛苦和作出犧牲，英國也已不再能象以前那樣在世界事務中起主導作用了。

英美聯合問題早在戰爭開始前很久就是邱吉爾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戰後年月裡，聯合問題更為迫切。邱吉爾之所以需要它，是因為在三十年代，它被視為加強兩國繁榮昌盛的手段，在四十年代，它是英國倖存的先決條件，在五十年代後期，他把它看作是形成對付蘇聯共產主義在歐洲和在世界擴張的包圍圈的唯一途徑，到六十年代，我猜想他把它作為保持英國對世界事務影響的唯一途徑。

戰後，為了維護英、美聯合，邱吉爾不得不吞下了許多苦藥丸。在珍珠港事件後，我們參戰前的兩年期間，英國為了據守一條防線抵抗希特勒而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價。儘管我們的傷亡是大的，但是他們的傷亡無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比我們的傷亡大得多。他們對我們的努力是非常感激的，因為沒有我們，他們不可能倖存。但是他們也應該瞭解，沒有他們，面對著完全處於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歐洲，我們也不可能生存下來。現在，他們已感到有必要聽從美國的看法和意見了。

領導的火炬已經傳給了我們，不是因為我們有更大的才能，而是因為我們有更大的實力。我不是說邱吉爾公開地表示妒忌或不滿。但是情緒的低落可以想見，英國人肯定不高興地認為：“以我們幾個世紀來在外交政策和世界重大事務方面的豐富經驗，難道在領導藝術方面我們會真的不如這些美國人嗎？”1954年，在我們的會晤和對話中，我已經覺察到英國官員們包括邱吉爾在內，似乎已經相當順從，幾乎是不抱什麼希望的了。

雖然美國有許多有才幹的外交人員，但是，在我出國訪問期間，我發現英國的影響仍較大，他們的外交官通常要比我們的知識更廣博、素質更好。我認為，美國今天的決策者們在作出重要的決定之前，首先應主動地徵求歐洲同僚們的意見，而不只是事後磋商或通報情況，這樣做必將得益非淺，我們必須記住，那些最有力量的人，不見得是最有經驗、最聰明、最具敏銳的洞察力或是擁有最完善的本能的。

即使邱吉爾覺得美國在戰後不久的對蘇政策是出奇的天真，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