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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該看些什麼呢？”我問。我習慣在每天午休時到四十二大街買一張《郵報》和一塊三明治，然後回到辦公室，消磨掉一個小時。《郵報》是我每天必讀的報紙。那時我並沒有什麼政治傾向，只是一箇中立者。我讀《郵報》不是因為它刊登自由、激進的言論，也不是為了馬克斯·勒內的專欄。我對這些都不感興趣。我只是對它那大都市報刊的活潑的新聞文風和有關上層社會的報道著迷，比如關於倫納德·里昂的報道。我在回答威塞爾的時候，知道自己不會因此放棄這張報紙，但可以找一頂卷邊的平頂帽戴上。“我喜歡《郵報》，”我說，開始有些激怒，“那你認為我該讀什麼？”

“《先驅論壇報》也許比較合適，”他慢吞吞、冷冰冰地說，“要麼《新聞》也行。”

“但它們都是早上出版的。”

“那就看看《世界電訊報》或《美國紀實》，聳人聽聞總比激進要好一些。”

“但《郵報》並不是激進派報紙。”我差點脫口而出，但馬上嚥了回去。可憐的威塞爾！儘管他像魚一樣冷冰冰的，我卻突然有點為他難過。我意識到，不是他想約束我，而是他不得不如此。（這難道是一個南方人對另一個南方人遲來的一點點歉意嗎？）他用這種方式告訴我，他對這些愚蠢無聊的約束也沒一點興趣。但在那種年齡那種地位，他是麥克格雷真正的囚徒，不得不同流合汙，以換取那些不義之財。而我呢，至少我的未來世界是自由、寬廣的。我記得他乾巴巴地說“聳人聽聞總比激進要好一些”那句話時，我幾乎有些狂喜地在心裡暗暗說道：“再見，麥克格雷…希爾……”

但我缺乏勇氣立即走人，這讓我至今還為自己感到悲哀。我開始消極怠工，或者確切地說是罷工。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每天早上準時上班，下午五點準時離開，桌上的待審文稿越堆越高，當然都沒看過。中午，我不再看《郵報》，而是到時代廣場旁的一個報攤買份《工人日報》。我讀它絲毫沒有賣弄之意。我一邊看，或者說盡量去看，並像往常一樣，一邊大嚼猶太泡菜和五香菸燻牛肉做的三明治，在這座綠色的盎格魯薩克遜要塞裡扮演著共產黨員和猶太人的雙重角色。這讓我覺得其樂無窮。我懷疑那時的我真有些瘋了，因為在被解僱的前一天，我帶著一頂敗了色的海軍陸戰隊的綠色帽子（就是約翰·韋恩在《愛娃·吉瑪的沙漠》裡戴的那種）出現在辦公室，帽子上面的裝飾與我的印度薄紗襯衣構成奇妙的搭配。我敢肯定，威塞爾一定看見了我這身可笑的打扮，而我的計劃是，在讓他發現我最後的叛逆行為之後揚長而去……

我在麥克格雷的生活沒有多少令人愉快的內容，但在二十層樓上眺望曼哈頓壯麗的景象卻是其中之一。那些摩天大廈、伊斯蘭寺院的尖頂，以及哥特式建築螺旋狀的高塔，總能喚醒我那逐漸麻木的意識；那些不再新奇的景觀總能讓我感受到真正的興奮和激動，讓我這個鄉下青年對未來充滿希望和憧憬。

窗外陣陣輕風吹拂著麥克格雷的綠牆。為消磨難熬的辦公室時間，我喜歡做一項遊戲，就是把一張紙從視窗扔出，然後看著它輕快地飄向空中，飛過屋頂，常常是在時代廣場上晃晃悠悠，最後落在那高樓林立“峽谷”裡，不見了蹤影。那天中午買好《工人日報》後，我突然心血來潮買了一管泡泡——就是現在孩子們經常吹的那種，當時是剛上市的新產品。…回到辦公室，我便一口氣吹掉了一半，那些脆弱可愛、泛著五顏六色的泡泡馬上隨風飄去，一個接一個落入那灰濛濛的高樓絕壁之中。兒時的我曾有個願望，要把五彩繽紛的汽球放到天涯海角。現在，泡泡幫我實現了這個小小的早已被埋葬在記憶深處的願望。它們比我希望的還多，有的竟如籃球一般大小，像環繞木星的彩色衛星一樣，在下午的陽光中閃爍發光。突然，一陣風把它們吹向第八大街上空，在那兒飄浮著好像永遠不會落下。我高興得手舞足蹈，然後聽到一陣女孩子的尖叫聲和歡笑聲，一群麥克格雷的秘書們正從旁邊的窗戶探出身來，興奮地欣賞我的空中絕技。一定是她們的聲音驚動了威塞爾，他也發現了這個空中節目，因為就在那些泡泡朝東飄向那花花綠綠的四十二大街上空時，女孩子們的歡笑聲更響了。這時，他的聲音在我身後響了起來。

我想，威塞爾一定盡力壓抑著他的怒火。“你被解僱了，”他用生硬的聲音對我說，“你可以在五點鐘去領最後一次工資。”

“好吧。去你的，威塞爾。你開除的這個人將來會與托馬斯·沃爾夫一樣出名呢。”這些話我並沒有說出來，但它們一定在我舌頭上蠢蠢欲動，以至到今天，我仍覺得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