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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在西十一大街的痛苦命中註定不會持續太長時間。想到這些，因《孔提基》一事被解職還真是一件令人愜意的事。我在麥克格雷走下坡路開始於一個叫威塞爾的新編輯室主任的上任。我背地裡叫他“黃鼠狼”，只須把他名字的字母顛倒一下就成了這種動物。威塞爾來這兒是為了給麥克格雷提高一些必要的檔次，他那時因與托馬斯·沃爾夫相識而在出版界小有名氣。在離開斯克利勃和馬克斯威爾·帕金斯出版公司後，他開始編沃爾夫的作品專輯，並且在作家死後，幫助整理了尚未出版的大量文稿。儘管我和威塞爾都來自南方，很容易在紐約的排外環境裡產生同鄉親情，但我們一見面就相互不喜歡。他是一個禿頂、不太招人喜歡的小個子男人，四十八九歲。我不知道他怎樣看我，但毫無疑問，他對我那傲慢的、自由散漫的文風十分冷淡。在我的眼裡，他是一個呆板冷漠、毫無幽默感的人，臉上總帶著愚蠢、自以為是、不可親近的自負的神氣。在辦公會上，他最喜歡說“沃爾夫過去常對我說……”，或“托馬斯臨死前，在寫給我的信中意味深長地說……”

他竭力把自己與沃爾夫聯絡在一起，儼然把自己當作這位作者的翻版。這讓我痛苦不已。因為我們那一代有無數年輕的沃爾夫崇拜者，我也狂熱到了幾乎痛苦的地步。我願意獻出一切，換取與威塞爾共度的一個親密、輕鬆的夜晚，以聆聽大師的軼聞趣事，尤其是他的那些怪癖行為和驚人之舉，以及那重達三噸的手稿。我會不停地驚歎道：“上帝啊，這簡直太有趣啦！”但威塞爾簡直不可接近。他苛刻、機械，這一點使他與麥克格雷嚴謹、呆板、極端保守的風氣很快融為一體。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仍在那兒自命不凡，玩笑般地對待我的編輯工作。我疲憊的雙眼早已變得呆滯，但絲毫不影響我對流行文風、出版業的時尚以及其他一些東西抱相同的態度。因為麥克格雷雖然身披文學外衣，但畢竟是美國式的商業範例，所以，只要像威塞爾一樣冷酷的人在這兒掌權，我就知道我的麻煩快來了，我在這兒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他上任不久的一天，叫我去他的辦公室。那張油光可鑑下大上小的棗形臉、紋絲不亂的鬍鬚頭髮以及充滿敵意的黃鼠狼般的眼睛讓我產生一個念頭，注重儀表乃至到了敏感程度的托馬斯·沃爾夫不可能對他有任何信任感。他示意我坐下，稍作寒暄便直奔主題，說我在“相貌”方面不符合麥克格雷公司應該遵守的標準。這是我第一次聽人把“相貌”這個詞用在形容一個人面容以外的地方。威塞爾又談到一些細節，令我更加迷惑。因為老好人範內爾從未對我或我的工作說過半句壞話，但現在看來，我的錯誤還不僅僅在服裝上，甚至政治傾向上也有問題。

“我注意到你沒戴帽子。”威塞爾說。

“帽子？”我回答說，“是的，沒有。”我向來認為帽子是用來禦寒的，所以我只在冬季能想起它。兩年前離開海軍陸戰隊後，我還從未把帽子與工作聯絡在一起。戴不戴帽子是我個人的權利。所以，迄今為止，我還從沒想過這個問題。

“麥克格雷公司的人都戴帽子。”威塞爾說。

“每個人？”我問。

“是的，每個人。”他的回答很乾脆。

其實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已經想起來了，麥克格雷公司的確人人都戴帽子。無論是早晨、中午還是晚上，電梯裡、走廊上到處都是草編的和軟毛氈的帽子。所有人的頭髮都剪成一樣的髮式，當然這是對男士而言，女士們（主要是秘書們）就另當別論了。看來，威塞爾的話太對了。我從沒發現這一點，但此時我意識到，戴帽子不僅僅是為了時髦，還是一種責任，是麥克格雷公司的一種習俗，就像這綠色大廈里人人都得穿箭牌襯衣或裁剪得體的威伯…黑爾波儂牌法蘭絨襯衣一樣，不管你是發行員還是編輯。我居然如此愚笨，沒有意識到自己一直與眾不同，但即使我現在意識到這些，湧上心頭的卻是一種既惱怒又竊喜的感覺。我忍不住馬上問威塞爾，而且借用他那種嚴肅的腔調：“請問，我還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嗎？”

“我不能批評你的閱讀習慣，也不想這樣做。”他說，“但對麥克格雷…希爾公司的僱員來說，看《紐約郵報》是不明智的選擇。”他停了一下又說：“這是對你善意的忠告。不用說，你當然可以在你自己的時間和地方讀你喜歡的東西！但作為麥克格雷公司的一位編輯，你不應該在辦公室讀那些激進派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