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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車猛地朝前一竄,然後飛快地逃之夭夭。一股強烈的帶動力幾乎將我父親帶倒在地,他雙手在空中胡亂揮舞著,呼地轉過身來,猛地撞在一個鐵鑄的“禁止停車”的標誌牌上,像栩栩如生的卡通片一樣,發出一聲響亮的帶有迴音的“梆”的聲音!但這一點兒也不好笑。我當時想,這可能會導致一個悲劇性的結局。
但半個小時後,他卻坐在那兒呷著波旁酒,大肆抨擊北方的什麼“道德專利”。他流了許多血。當我把這位受害者扶到麥卡阿爾賓旅館的門廳裡時,正巧旅館的醫生打那兒經過。他好像喝了酒,但他知道該如何處置一位眼圈青腫的患者。冷水和繃帶終於止住了血,但沒能讓老頭子消氣。我們坐在麥卡阿爾賓酒吧的陰影裡調理他的傷處,那隻青腫的眼睛使他與八十年前在首相斯維爾一隻失明的他的父親越來越相似。他仍然怒氣未消,不停地詛罵著托馬斯·邁克古利。我有點厭煩,雖然他的詛咒像漫畫一樣形象。我發現老頭子的怒火既不出自某種派頭也不是假裝正經——作為一個船塢工人和以前的商船水手,他的耳朵肯定早已塞滿這樣的汙言穢語——而是出自對良好行為和文明體面的公眾場所的信賴,實際上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沮喪的平衡主義。我開始明白,他在情感上對北方的疏遠大多源自於此。簡而言之,他認為人們之間的交談不能平等進行時,他們之間的平等也隨之消失。他終於慢慢平靜下來,不再罵邁克古利,轉而抨擊北方所有的邪惡與缺點:驕傲自大,虛偽,以及所謂的道德優越感。突然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頑固守舊的不折不扣的南方人,但這似乎與他的自由主義並不牴觸。這令我很吃驚。
終於,他罵得——也許隨著疼痛的慢慢減輕——精疲力竭;他的臉色變得蒼白。我催促他上樓休息。他很不情願地照我的話做了,回到他為我們倆訂的雙人房間,伸手伸腳地癱倒在床上。我們的房間在五樓上,可以避開下面大街的嘈雜。我將在這裡和他共度兩個夜晚——兩個在電風扇下汗流浹背情緒低落無比沮喪的無眠之夜(主要原因是我對蘇菲和內森的持續的絕望)。儘管已疲憊之極,父親仍喋喋不休地談著南方。(我後來得知,他此行至少想完成一項使命,即把我從北方解救回去;雖然他沒有直接向我透露這一點,但這狡猾的老傢伙肯定想把這次旅行的大部分時間花在阻止我加入北方佬行列的行動上。)在第一天晚上沉入睡眠之前,他一直盤算著如何讓我離開這個令人困惑的城市,回到屬於我的鄉村去。他咕噥著“人類的各個方面”,聲音越來越遙遠,含混。
人們不難想象,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和他的對什麼都不滿意的南方老爹是如何度過紐約夏日的後來幾天的。我們參觀了一系列旅遊景點,去了我們倆都沒去過的自由女神像和帝國大廈樓頂,乘環曼哈頓的觀光艇繞城一週。還去了音樂大廈,在那兒觀看了羅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凱斯主演的喜劇,整場時間都在打盹。(我記得在整個過程中,蘇菲和內森帶給我的哀傷始終像裹屍布一樣籠罩著我。)我們還參觀了現代藝術博物館,我以為老頭子會反感那種地方,結果他興致勃勃,那明亮簡潔呈直角形狀的孟得裡安斯令這位工程師十分高興。我們在霍恩—哈達特用餐,他驚訝於那裡的自動售貨機;到內迪克和斯托弗爾,還有——我當時認為很高檔的介於商業區與住宅區之間的“老饕餐廳”品嚐美味。我們去了幾個酒吧(其中包括偶然碰上的位於四十二街的一個淫蕩下流的年輕人的聚會場所,在那裡我觀察到父親像戴了一個假面,一下子臉色青灰,像燕麥粥,隨後又不可思議地完全變了形!)不過,每晚我們都在對潮汐鎮的花生地的談論中早早就寢。我父親打鼾,而且相當厲害。我的上帝!第一天晚上,我還能在他打鼾的間隔迷糊一會。現在回想起來,他的鼾聲真是驚天動地(由於中隔膜鬆弛移位,他的鼾聲響如雷鳴。據說夏天若不關窗,那聲音足以驚醒隔壁的人。)最後那天晚上,他的鼾聲成為我失眠交響曲的一部分。令人無法忍受的煩躁和狂暴陣陣襲來:一陣急速而痛苦的負疚,繼而一陣狂躁的令人痙攣的性慾衝動,最後移向令人深情難忍的對南方的甜蜜回憶,折磨得我整晚無法閤眼。
我躺在那兒,心裡充滿內疚。我想起我還是個小孩子時,父親從未處罰過我,只有一次——那是一次罪過,為此我甘願受罰。這事與我母親有關。在她臨死前的那一年——我十二歲,癌細胞已侵襲到她的骨質中。一天,她那孱弱的腿不聽使喚了,摔了一跤,小腿脛骨骨折,以後便再也沒有恢復過來。從此她只能纏上繃帶,拉著柺杖一瘸一拐地走路。她不喜歡躺在床上,只要可能便儘量坐著,每次都把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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