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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們對毛澤東已叫慣了“毛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決定》中指出，“劉少奇同志參加軍委併為軍委副主席”，表明劉少奇此時在黨內地位大為提高，因為他同時又被提升為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中的一個。從此，張聞天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只是擔任“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不久，張聞天參加了中共中央高階幹部的整風運動和關於黨內歷史上路線是非的學習討論。張聞天是一個律己甚嚴的人，他對自己過去的“左”傾錯誤作了檢查，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寫下總結自己思想歷程的整風筆記。

張聞天在整風筆記中，有一段寫及自己取代博古成為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客觀背景，寫得那麼富有自知之明，那樣深刻自我解剖，是很不容易的：對於我個人說來，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的益處。但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

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這個特殊的順利環境，使我在長久時期內不能徹底瞭解到自己的嚴重錯誤。如此坦誠，如此冷靜，張聞天自以為是“被抬出來”的，也就主動地從“負總責”的地位上退了下來。張聞天寫好整風筆記後，即送毛澤東過目。毛澤東看罷，到張聞天的窯洞裡來，對他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程中原：《張聞天論稿》，第三十九頁，河海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凱豐制定宣傳毛澤東的計劃

就在毛澤東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書記處主席不久，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其原因是“為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並考慮各國鬥爭情況的複雜，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地處理面臨的問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的提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的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由於共產國際所屬三十一個支部和組織均同意解散共產國際，主席團正式決議解散。

出於共產國際解散而更需要宣傳自己的領袖的原因，這時毛澤東已堅實地奠定領袖地位並已正式擔任中共主席，再過些日子便是毛澤東五十大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是，出於中共中央宣傳部本職工作的考慮，凱豐正在他的窯洞裡制定宣傳毛澤東的計劃。凱豐，在遵義會議上激烈地反對過毛澤東，這在陳雲手稿中有著明明白白的記載：“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在扎西，當張聞天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凱豐當眾宣稱：“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不過，凱豐的可愛之處，也正在這裡——心裡怎麼想，嘴上就怎麼說。據他自雲，“頂牛頂了兩個月，就轉過彎來了”！他在《何克全（凱豐）自傳》中，曾這麼寫及：因當時對過去中央蘇區所犯錯誤還不瞭解，在遵義會議上堅持了錯誤的方向。現在想起來是幼稚可笑。經過中央的批評，在很短的時期內就瞭解了自己的錯誤（大約二個月光景）。在威信的幹部會時，就實行了對自己錯誤的初步批評。

在紅軍第二次回遵義時，黨中央派凱豐到九軍團工作。不久，凱豐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毛澤東和張國燾的鬥爭中，凱豐明確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為此，凱豐的一篇文章，曾使張國燾大為光火。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及：午餐時，我的秘書長黃超將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林什維克報》給我看。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後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應為副部長——引者注）所寫的《列寧論聯邦》一文。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列寧曾反對“歐洲聯邦”，因此西北聯邦政府是違反列寧主義的；再則這個所謂西北聯邦政府，也違反了中共中央的蘇維埃路線，在此嚴重關頭，居然提出西北聯邦政府的名義，無異否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我看了這篇文章，非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