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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趕著出版《布林什維克報》,發表反對我的見解的文章,這決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測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經開會慎重商討,決定“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才會由凱豐署名發表這篇文章……在批判張國燾時,凱豐也是打頭陣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完成近三萬言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他在延安作長篇報告,從十四個方面系統批判張國燾。這樣,凱豐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西洛川縣馮家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遵義會議時他還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如今,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可見到第一句話便是:“剛才凱豐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那是指毛澤東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反對黨八股》報告時,大會是由凱豐主持(順便提一筆,“黨八股”一詞是張聞天首創的)。此時,凱豐著手製定宣傳毛澤東、慶賀毛澤東五十大壽的計劃。毛澤東見了凱豐的宣傳計劃,於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寫了一封信給凱豐:生日決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會生出不良影響。目前是內外困難的時候,時機也不好。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的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檔案中的幾件),不宜作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致何凱豐》,《毛澤東書信選集》,第二百一十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澤東此信,表明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一是不搞他的“五十大壽慶賀”;二是“自覺”他的思想“沒有成熟”。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王稼祥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信中提及的“我的思想”、“我的體系”“不是鼓吹的時候”,是因為已經有人在提“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論工作者,名叫張如心。他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出版的《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論布林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黨的教育人才“應該是忠實於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忠實於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十九日,張如心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又發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澤東的理論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正是馬列主義理論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會中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就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不久,陳毅在為紀念中共建立二十一週年而寫的《偉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提及了毛澤東的“思想體系”: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輾轉游擊湘贛粵閩四省之間,進行蘇維埃的紅軍建議,進行實地的中國社會的調查,主張以科學頭腦、科學方法對待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主張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了更具體完整的創穫,正確的思想體系開始創立。也就在陳毅的文章發表的同時,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晉察冀日報》頭版以醒目的標題刊出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
社論是由社長兼總編鄧拓親自撰寫的。社論說: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領導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偉大革命鬥爭,所以能夠成為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全面鞏固的廣大群眾性的堅強有力的布林什維克黨,就因為有了毛澤東主義。社論指出,毛澤東“在其理論與實踐中,有著許多新的創造,給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革命理論以更進一步的具體化與充實,使之更加適應於中國與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歷史條件”。
社論還說,“毛澤東同志領導了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鬥爭,從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一直到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在這些鬥爭中鞏固了黨和黨的正確路線,同時更加確立了毛澤東主義的科學思想方法”。社論號召“深入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真正靈活地把毛澤東主義的理論與策略,應用到一時一地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中去”。一年之後,在中共二十二週年誕辰即將來臨之際——一九四三年六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麗剛吃過晚飯,聽見警衛員前來報告:“毛主席來了!”毛澤東住的窯洞與王稼祥住的窯洞離得很近,他和江青朝這邊走過來。王稼祥和朱仲麗趕緊迎上去。王稼祥的窯洞門口,有一張石桌四個石凳,四個人就在那裡坐了下來。據朱仲麗回憶,那天四個人聊了幾句之後,毛澤東便說明來意:“建黨的二十二週年快要到了,抗戰六週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寫一篇紀念文章?”王稼祥當即一口答應下來。於是,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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