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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毛澤東同志勇於創造的精神”。“毛澤東同志在其理論和實踐中很多新的創造”，“如《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軍事著作，不僅是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軍事指南，而且是馬列主義在軍事問題上的新發展”；“《新民主主義論》不僅是中國現階段國家問題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關於建立革命政權問題的指標，同時也就是對馬列主義關於國家問題的新貢獻”。

四、“學習毛澤東同志長於工作的精神”。“他能做最下層的群眾工作，他也能做最上級的領導指揮工作，在農民工作中，他是一個有名的農民工作大王，在軍事工作中，他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政權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黨的工作中，他是公認的領袖。不管什麼工作，只要放在他手裡，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請教，他都能告訴你經驗和方法”。

五、“學習毛澤東同志善於團結的精神”。“毛澤東同志現在不僅是共產黨中央和共產黨全黨團結的核心，不僅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團結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眾望所歸的團結中心”。

王明最後加以總結說：“我的總的意見，還不過是一點，就是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學生以及全國的優秀青年，應該以毛澤東為模範，應該學習毛澤東。”四天之後——一九四○年五月七日，王明在《新中華報》全文發表了他的《學習毛澤東》。雖說是言不由衷，但王明畢竟還是公開表示了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的承認和擁戴。

《學習毛澤東》這樣的文章，竟出自毛澤東的政敵之手，這也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說明，在戰勝了張國燾和王明兩次嚴重挑戰之後，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已經非常穩固了。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張聞天辭去中共負總責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聽了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張聞天當即向毛澤東提出，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毛澤東沒有同意張聞天的意見，仍堅持由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

張聞天是個明白人。此後張聞天便逐漸交權，把負總責的工作，移交給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移往毛澤東住處。一九三九年初，張聞天實際上已經不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之職。在一九三九年七月至八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張聞天實際上只分管宣傳、教育工作。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大禮堂作了著名的《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從此開始了“延安整風運動”。張聞天認為自己“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於是他出任“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的團長，帶隊到晉西北去進行農村調查，在那裡工作了一年多。這一年多，他離開了延安，在農村蹲點調查。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張聞天接到通知，趕回延安，出席政治局會議。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一決定，“其目的，在於使中央機構更加簡便與靈活，使政權更加統一與集中，以達到更能增強中央的領導效能”。《決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從而結束了張聞天中共中央負總責的職務。從此，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儘管此前毛澤東早已是中共最高領袖，但名義上的“負總責”仍是張聞天。從遵義會議起，至此時，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達八年之久。過去中共黨史幾乎不提這一史實，總是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話雖不錯，但是也就用這句話遮蓋了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八年的史實。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因為張聞天在一九五九年夏的廬山會議上蒙塵，也就抹去了他的歷史貢獻。難怪王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得知中共中央有關部門著手編輯張聞天選集時，在所寫的批示中說道：“許多同志似不知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歷史事實。歷史要真正實。”《文獻與研究》，一九八五年彙編本，第二百五十一頁。

王震在這裡還只是說張聞天“任中央書記多年”，實際是“任中共中央負總責八年”。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的《決定》還指出：“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澤東同志為主席。”《決定》中有一極為重要的規定：“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這樣，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書記處主席。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設“主席”——在此之前，稱“中央局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共中央總書記”。這一回設“主席”，據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