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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去辦呢？

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作出如此奇特的決定，其實是為了顧全陳獨秀的面子，讓他體面地下臺。因為陳獨秀畢竟是連任五屆的中共領袖，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不便直截了當地宣佈撤職。至於說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參崴“辦黨校”，全然是“虛晃一槍”而已。誠如蔡和森所言：鮑之提議改組五人政治局及獨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國際的；又恐獨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參崴陪襯。這種用心，至八七會議時才有人說出。

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二月一日所作的《黨史報告》，同樣道出了鮑羅廷的“秘密”：他宣佈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們五人去，說形勢非常緊迫，要主要負責人走開，陳獨秀、譚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參崴辦黨報（校），另組織五人的中央，五次大會的中央是這樣不光榮的結束。

其實，更準確地說，在鮑羅廷的“手段”之下，陳獨秀的總書記之職“不光榮的結束”了。經中共黨史專家考證，作出這一決定的日子是七月十二日。《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七月十二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成立，陳獨秀停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二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從此，中共的第一任領袖陳獨秀下臺——雖然當時還只是“停職”，不是撤職。

新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五名常委之中，張國燾和李維漢是兩個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的，新增的是張太雷、李立三、周恩來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沒有瞿秋白——雖然他當時大有取陳獨秀而代之的趨勢。五常委沒有明確以誰為首。與陳獨秀同時被停職的，還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誕生的翌日，便發表了與陳獨秀退讓政策明顯不同的《對時局宣言》，揭露了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已在公開準備政變，以反對中國人民極大多數的利益及孫中山先生之根本主義與政策”，宣佈“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從此，國共兩黨公開決裂。在中共《對時局宣言》發表的次日，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發表宣告，脫離國民政府，譴責蔣、汪：他們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當天夜裡，汪精衛下達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的密令。

第二天——七月十五日，武漢一片腥風血雨。“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於是大批的共產黨人倒在血泊之中。“赤都”武漢頓時變成了“白都”！“四一二”、“七一五”，從此被作為不祥的日子，載入中國現代史史冊。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瞿秋白嶄露頭角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後，中國共產黨完全轉入了秘密地下活動。

陳獨秀拒絕赴蘇。他躲在武昌一個偏僻的工人住宅區裡。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書黃文容。已“不視事”的他，不再參與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在七月十八日作出重要決定：在南昌組織武裝起義！於是，七月二十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譚平山、惲代英、鄧中夏、葉挺來到江西九江。二十六日，另一常委周恩來在陳賡陪同下到達九江。緊接著，常委張國燾也來到這裡。這麼一來，五常委之中，有三常委前往江西，忙於組織南昌起義。

蔡和森在漢口醫院養病。留在武漢秘密活動的常委是李維漢和張太雷。那時候，李維漢化名羅邁。行蹤最為奇特的是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他出席了由鮑羅廷主持的那次臨時政治局會議，鮑羅廷所宣佈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沒有他，並聲稱要他去海參崴。當天夜裡，他就從武漢消失了！瞿秋白到哪裡去了呢？在長江輪船上，出現他瘦削的身影。他的身邊，正坐著鮑羅廷！據云，鮑羅廷要去廬山“休養”，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倆用俄語低聲地交談著。

鮑羅廷的心境是複雜的：他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華四年，曾在中國共產黨內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又曾和孫中山密切合作，出任國民政府顧問，在國民黨內也享有很高的聲譽。可是，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發出的通緝令，捉拿的兩名“首犯”，一名是陳獨秀，另一名便是他；汪精衛如今也解除了他的顧問身份，並要緝捕他。最令他痛心的是，共產國際鑑於蔣、汪的反叛，中共的危機，又把責任歸咎於他。在這樣三重的壓力之下，他本想卸任回國，無奈他的妻子範婭在北京落到軍閥張作霖手中，被押作人質，又使他無意獨自回去。總算在七月十二日這天，他接到北京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