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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裡還流傳“小道訊息”：莫斯科有個決議，要撤換陳獨秀！據說，那是“莊文恭的弟弟韓白聘說的，他才從莫斯科回來，知道這個訊息”據鄭超麟的回憶。

不過，共產國際的代表們再三斟酌，還是建議仍由陳獨秀擔任總書記。這樣，在中共“五大”上，陳獨秀再度當選總書記——他連任了五屆。這大抵是考慮到他畢竟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人，擁有很高的社會影響。中共“五大”選出了三十一人為中央委員，十四人為中央候補委員。

在中央委員會上，選出八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陳獨秀、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蘇兆徵為候補。

在八人之中，又選出三人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陳獨秀、李維漢、張國燾。另外，選舉周恩來為中共中央秘書長。瞿秋白沒有進入常委之列！毛澤東呢？他只是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尚未顯山露水……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總書記“不光榮的結束”

中共“五大”之後，形勢越發險峻——“赤都武漢”在日益轉“黑”！中國共產黨正在失去最後的立足點：五月十七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叛變武漢政府，發表反共通電，說共產黨“藉口總理（指孫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賓奪主，以暴君政治擾亂我兩湖”。顯然，這是一顆訊號彈，意味著武漢開始動盪。

緊接著，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叛變，屠殺共產黨員。六月十日，形勢緊急，汪精衛去鄭州和馮玉祥、唐生智舉行秘密反共會談。九天之後，馮玉祥則與蔣介石在徐州秘密會晤。幕後的交易表明，汪精衛要和蔣介石攜手反共、反蘇，寧漢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時刻，共產國際駐華首席代表羅易還對汪精衛堅信不移：“汪精衛是國民黨主要領導人中唯一努力同共產黨保持友好關係的人。”陳獨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衛身上。

汪精衛此人，也確實有點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潛入北京，策劃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事洩被捕，為他贏得了英雄的聲望。接著，他追隨孫中山左右。孫中山病危之際，他代孫中山起草遺囑。在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他卻“容共”，讓武漢變成了“赤都”……可是，汪精衛變臉了！他在《武漢分共之經過》中，十分形象地勾畫出他當時的見解：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

六月十七日，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正式通知鮑羅廷，解除他的顧問合同。這是汪精衛決心實行“消滅共產黨之法”邁出的第一步。

在這樣的時候，陳獨秀還在唸唸叨叨：共產黨“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歷史到了急轉變的時刻，陳獨秀終於從車子上被甩了出去。已經在中共“五大”上受到尖銳批判的陳獨秀，此時更是不孚眾望。他結束了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生涯，“不視事”了！關於陳獨秀“不視事”的經過，蔡和森的《黨的機會主義史》中這樣寫及：

不知道是七月初幾（和森於七月二日大發舊病，三日由國燾通知說常委決定和森送入醫院養病，愈後即去九江有事），老鮑（指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引者注）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當時習慣把共產國際簡稱為“國際”。本書後文中還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獨秀即不視事……

蔡和森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他的《黨的機會主義史》是他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共順直省委作的報告（一九二八年七月經整理後全文發表於《順直通訊》第二期）。他報告中的這段話，是迄今關於陳獨秀“不視事”的最清楚、最詳細、最權威的原始文獻。

令人費解的是，在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怎麼忽地派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更奇怪的是，怎麼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蘇聯海參崴去“辦黨校”？莫斯科不是已經有一所培訓中國共產黨人的中山大學嗎？為什麼還要去海參崴再辦一個呢？即使再辦一個，又何必要瞿秋白、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