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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衛兵來了。1969年林彪下了“第一號戰備疏散令”，把勞教農場的大批“二勞改”集中到山西去。由於說不清的原因，他們中間許多知識分子，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底才得到解放、改正，終於創造了教養14年、改造22年的空前絕後的記錄。這裡必須說明，“摘帽”、“平反”和“改正”是三個不同的概念。60年代所謂“摘帽右派”還是右派，屬“三等公民敵我人內處”待遇；後來的“平反”是從前有“反骨”後來削平了不敢再“反”了，但歷史記著這筆老帳，屬“二等公民犯有前科”待遇；1979年的“改正”則原來是正確的完全搞錯了，徹底把顛倒的是非放正過來。

為數不少的右派知識分子在榮獲“改正”之前就歸天了，有病死的、累死的、餓死的、被紅衛兵小將們打死的、還有自殺身亡的。如清華大學右派陸浩清精神分裂、死於瘋人院；北京大學右派鄭光地在1963年“強制就業”後不久，於1964年10月1日在北京北海玉帶橋效法屈原投水自沉。此後那古色古香的一米高的白玉石橋欄杆被拆掉，換上比人高的護欄，以防止再有詩人重蹈覆轍。

解教摘帽、強制就業

1962年10月，清河農場所有未解除勞教的右派分子統統集中，到大興縣團河農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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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的勞教農場（2）

在此之前幾個月，已經有一批從東北興凱湖、北城子和北京勞改局管轄的其他農場（也都是飛地）調來的右派分子，共約400人（一說320人），編為“二大隊七中隊”，分作4個小隊。

從各地押送來的右派分子們，經過災害饑荒時期，個個被折磨得面黃肌瘦，幾乎脫了人形。有的是用擔架抬下車的，如原清華大學物理系右派譚天榮；有患嚴重肺病的，如杜高；有的是送進太平間就要火葬而又活過來的，如吳弘達。從前這裡叫“三餘莊”，生活條件稍強些，有人戲說：“這裡是全國文化程度最高的農業單位”。

集中來的“右派分子”開頭都以為當局要網開一面，會在某一天宣佈摘除大家的帽子，並分配適當的工作。這些“右派分子”們經過“反右批判”，有許多人確實從思想上承認了錯誤，痛定思痛，下定決心要在勞動中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他們保證：如果當局這時把他們放出去，一定都會兢兢業業努力工作，成為最聽話的幹部。

但是“中央政策要寬大”的傳言，隨著中蘇關係的緊張而煙消雲散了。新的小道訊息說：打算給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出的，但不合時宜；特別廬山會議之後，毛主席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劉主席提出給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劉主席還因此受到了批評云云。

提前重返社會的希望落空，大家又把希望寄託在“按期解教”上。好在短則半年，長則兩年，到1964年5月24日之前，就要統統解教了。

解除教養最早的是從維熙（原《北京日報》郊區版記者，寫過一些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落實政策後寫了不少以勞改生活為題材的中長篇小說，熱情歌頌勞改政策的英明偉大，被奉為“大牆文學之父”，並榮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李乃忱（老戲劇家，原北京人藝首都劇場副經理兼後臺主任）等五個“表現得最好”或問題本不大的右派。從維熙靠攏政府，勞動積極，又擔任小隊長，表現最突出，所以能光榮獲得第一批“解教摘帽”的特殊恩遇。

但是“解除教養執行通知書”上卻寫明“解教摘帽、強制就業”八個大字。這時已有“新政策”下達：解除教養的右派，既不許重返原單位工作，也不準回家自謀生路，而是必須“強制留場就業”。戶口落在農場當“合同工”，每月工資27元，最多加上幾塊錢補貼。

“就業”當然是大好事，但前面一加上“強制”二字，滋味兒可不怎麼樣了。下班後外出要請假，沒有人身自由；信件要主動送檢，沒有言論自由；離真正的“公民”還遠著呢。當時對“勞改罪犯、教養分子和強制就業人員”統稱“三類人員”，都還是專政物件。

從維熙因為妻子張滬在清河農場教養女隊，所以他在“強制就業”一中隊種了一段時間葡萄以後，就主動申請到清河農場與愛妻張滬“團聚”去了。兩人工資合計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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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的右派分子

馮雪峰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