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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總編輯馮雪峰同志，被打成右派後，名義上受到第6類處理。開除黨籍，工資從7級幹部（322元）降3級。但仍在10級（218元）的線上，名義上還能享受高幹待遇。留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裡，當了一名普通編輯。他居住多年的家址：蘇州衚衕小院，不得不搬遷；公家配給的全部傢俱同時全部讓出。馮雪峰搬到梯子衚衕一個狹窄擁擠的集體宿舍。此後幾年裡，他選編、校訂了《文藝辭典》和《郁達夫選集》、《郁達夫文集》、《新文學三十年集》（短篇小說卷）等。1961年，他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仍屬於“另冊”中的摘帽右派。1965年，馮雪峰62歲，下放到河南農村搞“四清”運動。

陳企霞

《文藝報》副主編陳企霞，即所謂“丁陳反黨集團”中的“陳”。被打成右派分子後，受到第2類處理：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取消了原行政　10　級的高幹待遇　（月薪218元），監督勞動。每月只發給個人生活費　26元。他賣掉了藏書，作家協會通知他搬家，搬到崇文門外作協原司機和公務員們住的3號院內。一家八口人只住了3間小房，他們只好睡上下床。不久，陳企霞就被送往唐山柏各莊農場監督勞動。他每月只有26元的生活費，自己都不夠用，也就無法養家，5個兒女只好靠著他妻子的工資勉強度日。後來，作家協會才答應再給他的5個子女每人每月10元生活費。

唐達成

唐達成（19—1999年）原名唐摯，50年代原在《文藝報》編輯部工作。月薪90多元，他的愛人馬中行畢業後月薪62元。

唐達成在“反右派鬥爭”的自我批判中寫道：“我和我愛人每月有一百五、六十元的收入，本來應該過得很寬裕了，可是我卻每月入不敷出，於是我寫一些稿字填補這種由於追求享受帶來的赤字。我用稿費買了手錶。收音機，星期日經常上館子，可是這還不能使我滿足，我又希望自己有電唱機，有一筆存款以保障自己可以過資產階級似的生活，……從到《文藝報》（編輯部）以後，我對陳企霞、丁玲、馮雪峰就是抱著個人崇拜和感恩知遇的心情的。因為我覺得他們器重我、培養我，比如，送我到文學研究所學習，讓我參加編輯部的一些重要的會議，經常讓我寫文章等等。……我的一鳴驚人的思想也完全支配了我，我寫了不少所謂‘反對顛三倒四教條主義’的大小文章，其實這不過是我在沽名鈞譽的思想支配下，在大風大浪的時刻，企圖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反教條主義（其實就是反黨）的勇士，以博得人們（實際上只有右派）的稱讚罷了。一直到我寫了攻擊周揚同志的理論文章時，除了我自己的反黨思想以外，在我靈魂深處也懷著藉此事轟一炮，籍此一嗚驚人的醜惡動機，為了達到卑鄙的個人目的，我甚至不惜明目張膽地向党進攻，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早就發出了腐臭的名利觀念，就是這樣終於使我走向毀滅的道路。”

唐達成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後，1958年被送往唐山柏各莊農場勞動改造，每月只發生活費（26元）；1960年初調回北京在西郊八大處的機關農場，又轉到河北懷來縣的作協農場勞動。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降級降薪，月薪降為70元；安排在《中國文學》編輯部工作。不久下放到山西省話劇院。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下放到太原鋼鐵廠勞動改造。1979年平反，調回北京。

馮亦代

在《中國文學》編輯部工作的翻譯家馮亦代，原在西城區三不老胡同，住一套3間大房，有很大的藏書室。被打成右派後，被“勒令”搬家、掃地出門。搬到一間不足10平方米，只能容1床1桌2椅的小屋。只好把原有的豐富藏書賣給舊書店，僅有少量珍愛的書籍塞進兩隻木箱，放在床底下。後來總算成了“摘帽右派”，才搬進2居室。

報刊編輯部的右派分子（1）

北京《人民日報》編輯部，有29人被劃為右派；章伯鈞、儲安平主持的《光明日報》編輯部，有20人被劃為右派；徐鑄成主持的上海《文匯報》編輯部，有21人被劃為右派；而被稱為“重災區”的長沙《新湖南報》和《湖南農民報》編輯部，有54人被劃為右派。

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新湖南報》社，抓出了“黨內右派小集團”和“同人報右派小集團”。報社除了行政經理部門未抓右派以外，整個編輯部143人，有54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包括前社長、副總編、編委、部主任；此外還有20人被劃為“中右”（所謂中間偏右）。長沙《新湖南報》社有13人屬於“情節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