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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的勞教農場（1）

《勞動教養條例》開始實行的頭一兩年，並沒有“教養期”這一說；強調的是“誰改造好了誰走人”。但是“改造好了”這句話好說而不好解釋，標準更難確定。被送來“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們，多數是北京市各院校的青年師生。他們抱著“認真改造”之心，真的打算：在勞改中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清河勞教農場

清河農場，在京山鐵路茶澱車站附近，是聞名於世的勞教農場。

它雖然地處河北省寧河縣，但卻劃歸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管轄，所有人員都是北京市戶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票證。這叫“飛地”。北京市勞改處擁有的飛地，除了清河以外，遠在東北的黑龍江、吉林，西北的青海，還有很多。

1958年在清河農場“西荒地”，由教養分子一口氣建設起來的581、582、583、584、585（以年代編號）共五個分場，出現了熱火朝天的“土方大會戰”的盛大場面。這些知識分子白面書生決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窩囊廢，而個個都是體力勞動的能手。“大戰七里海”的時候，教養分子們（許多人還都是高階知識分子）幹起活兒來，扁擔一抬兒要抬四五百斤土，每人一天要做十幾方土方，最高勞動量能做四五十方！汗流浹背、埋頭苦幹、特別能吃，一天要吃五頓飯。

一年兩年過後，清河農場只見人進來，不見人出去。許多教養分子剛進來的時候，“鍛鍊改造”之心強烈，勞動起來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現良好，爭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三年四年又過去，勞動強度越來越大，解除教養的希望卻越來越小。於是產生了逆反心理：反正幹得再好也出不去，還不如不幹。結果是“老號”們鬧情緒，新進的教養分子一聽居然有人教養了四、五年還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

50年代的勞教所，真是人間地獄。吃的是麩子面窩頭，而且只能吃半飽，床鋪上臭蟲、蝨子成堆，一條統鋪上要睡二三十個人，一人只有二三十厘米寬的鋪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爛爛，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監獄裡的正式囚犯！

起初在勞改隊裡，吃飯一向是不定量的；1959年開始，勞改隊實行糧食定量，接著又搞什麼“代食品”，開始是“瓜菜代”，後來是“野菜代”，一天吃不到幾兩糧食，各中隊天天死人，還不許說是餓死的。出既出不去，吃又吃不飽，於是這些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一群，開始磨洋工、泡病號，寧可到死氣沉沉的病號隊去餓死，也不願意出工幹活兒累死。

終於宣佈了每個人的“教養期”

形勢的發展，逼迫當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終於在1961年5月24日在各教養單位開會宣佈了每個人的“教養期”。最短的教養期是半年，當然這不過是徒有其名的，實際上並沒有或極少有人會得到這樣的恩惠，而最長的教養期，則為三年。

但是這種教養期不像判刑那樣從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已經教養了多久，一律從1961年5月24日算起。

教養期一宣佈，人們譁然，大喊“不合理”。特別是1957年年底第一批進來的人，都已經教養了三四年了，又要從頭算起，講理不講理啊？　但是身在囹圄，有理沒理，只能聽人家說，你要是反對，立刻送進“小號”即禁閉室，去喝那每頓一兩二錢五（原規定十六兩老秤二兩）的棒子麵稀粥，離鬼門關更近了，誰敢哪？

“潛伏爪牙忍受”，定期一年半、兩年的陸續“解教”，最後定期兩年半的人也在1963年11月24日把行李搬到了就業隊去。七中隊教養大院剩下72個定期三年的“老號”戲稱為“孔夫子門生七十二賢”。

1964年5月24日，三年到期的那天，突然宣佈要開展“拔白旗”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調來36名未獲“解教”的右派分子，叫他們相互揭發、展開批鬥。

即便是最長的教養期，到1964年5月24日，也算是個“盡頭”。糟糕的是，天有不測風雲，“拔白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來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