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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敢同情他，敢接近他？那時已有六個孩子。大女兒剛考進中南美術學院附中（後改為廣州美院附中），二女兒剛進初中，老六還只三歲。

饒珍的工資每月50元，平均每人只有7元，怎麼活下去？幸而諶良和妹夫王蔚深很仗義，當時就承諾把老大的費用包下來。不過半年，又把老二接過去。結果老大在廣州美術學院畢業，老二在湖南農學院畢業，都是他倆負擔。這樣做，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文革”初期，王蔚深擔任長沙市人民政府秘書長，是“走資派”，罪名之一就是撫養諶震的兩個女兒。他理直氣壯地回答：“大人有罪，兒女沒有罪。我有責任使他們受教育，我是為國家分擔困難，培育人才。”

1958年3月25日諶震被捕，半年後判刑13年。當時妻子一大早帶著五個孩子搭汽車到故鄉長沙縣福臨鋪老家，姐姐是貧下中農，姐夫是黨員幹部。下放不久便遇著公社化，一時間彷彿就要過渡到共產主義。許多舊房子拆了，用陳壁土肥田；許多鐵器都砸了，大鍊鋼鐵；許多鍋盆碗筷也都充公了，要辦公共食堂。帶下鄉準備養殖的安哥拉兔和來享雞當然也歸了公社。饒珍分配到幼兒園工作。在大辦水利的時候，也曾和姐姐一起，帶著十二歲的二女兒參加修河。到1959年苦日子來了，最大的困難就是糧食困難，副食品也缺乏，大人孩子都經常不飽，餓肚子。那是一場浩劫，全國非正常死亡達數千萬人。

1958年新湖南報社處理右派時，諶震受的處分最重，判刑13年，送第一監獄印刷車間改造。1971年滿刑，留廠就業。1976年作為“國民黨縣團級人員”，分配到望城縣一家工廠。這些年都是二級工待遇，月工資32元。妻子的工資一直是50元，在農村供銷社要算高工資了。1966年大女兒大學畢業，每月寄15元回家。勉強維持生計。羅斯福當年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在那些年代，最困苦的就是無從免於恐懼。諶家三個下放農村的兒女，得到點安置費和建房補貼，自己再湊合一點，在農村建了幾間瓦房。生活勉強過得去，但無日無夜不處在憂患中。

（三）李長恭

他是山東萊陽人，有兄弟在江西贛南工作，1948年他也到了贛南，南昌解放後，他考入南昌新聞幹部學校；1950年調入《贛南日報》社，後又調到江西《鎢礦工人報》社，1954年調來《新湖南報》社，分配在工業組。當時不過24歲，尚未結婚。與人交往不亢不卑，重然諾，急公好義，很有一點山東大漢的江湖義氣。李長恭被送到“勞動教養”的新開鋪“新生”電機廠幹體力活。因該廠要辦一張油印小報《新生快報》，便把他留下，後任技術組副組長；卻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分子判了刑。

1960年正是過苦日子的時候，有一天技術組加班到深夜，肚子都很餓，想把次日早餐換成當晚夜餐提前吃。廚房說要請示事務長，李長恭等人就去敲事務長的門，結果被睡意正濃的事務長大罵一頓。夜餐沒有吃到也就罷了，哪知這事務長向廠裡彙報，稱他們聚眾鬧事。廠裡不分青紅皂白，第二天立即組織全體勞教人員討論這件事的性質，眾口一詞說是“反改造行為”。過了兩天，廠裡突然宣佈：這是一起利用糧食困難的“反革命暴亂”，罪上加罪。為首的技術組組長彭一農被判處15年徒刑，副組長李長恭被判處12年徒刑。押解到望城縣坪塘“新生”水泥廠勞改服刑。

1967年秋天，李長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廠跳崖自殺。

（四）鄧鈞洪、李茵夫婦

1958年4月，領導宣佈對鄧鈞洪的處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下到師範學院圖書館監督勞動，每月15元生活費。還說：“我們本來是可以把你拉過來的，不一定劃右派。但是由於你的態度惡劣，死不承認你的罪惡，所以劃了你的右派，還加重處分，就是監督勞動。”人事科長又通知鄧的妻子李茵去宣佈處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下放農村監督勞動，每月15元生活費。5月初，李茵被下放到衡山縣大浦農村勞改。1959年秋天李茵第一批摘帽，但不給安排就業。1961年9月恢復工作，每月34元5角。報社分給一間房子，在經武路281號。這是報社大院外面的一個小院，夾在貧民區當中，報社一些“有問題的人”都住在這裡。一間房子裡開了三個床，李茵帶著五個孩子住著。每月扣了房租、水電以後剩餘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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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編輯部的右派分子（3）

鄧鈞洪直到1961年摘了帽子，安排在師範學院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