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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氐拖巒貳��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聖諭一下，就知道在劫難逃了。所謂“錯劃”、“擴大化”云云，都是以後的說法。”

（引自《1957新湖南報人》第146頁及第427頁按語）

7月，民主同盟的唐蔭蓀以及鍾叔河、朱純（女）、李長恭、鄭昌壬等5　人，被打成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同人報小集團”；不久，又把社長鄧鈞洪、副總編蘇辛濤以及編委傅白蘆蔡克誠、各報道部主任共20多人，打成“黨內右派小集團”。37歲的諶震（饒珍之夫）被判處徒刑13年。

在長沙，1958年春節元宵之夜，唐蔭蓀、李長恭、張志浩等待“發配”的右派分子共進晚餐。也許意識到這是他們聚會的“最後的晚餐”罷。當時最關心的問題，是將受到何種處理？今後何去何從？有人估計發配農村（有的回老家）種田的可能性比較大，時間作三五年打算；唐蔭蓀則估計到勞改農場去的可能性最大，這便於專政部門監管。唐蔭蓀是理智又冷靜的，他很沉痛地預言：“我們這一回都誤入迷途了，今後的路是很艱難的，想要恢復工作，不太容易，說不定是一輩子的悲劇。”　李長恭坦率表示不在乎：“我光棍一人，任他五湖四海漂流。”　張志浩表示憂慮兒女幼小，負擔重、困難多。4月中旬，召開處理右派的大會。宣佈被劃為“極右”，受到最嚴重的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處分的，計有蔡克誠、柏原、傅白蘆、鍾叔河、鄭昌壬、周艾從、朱正、張志浩、劉鳳翔、易地、李長恭、蕭湘共12人。除個別自謀生路以外，多數被押送到長沙勞動教養集訓隊。

4月28日下午，極右分子們揹負著簡單的行裝，由人事科備車監送到長沙麻園灣勞教人員集訓隊（省公安廳臨時主辦）報到；湖南省直屬機關送勞教的右派都在這裡集合受訓。“五一”節後，首批投入“勞教”的右派分子們，前往“新生”電機廠工地待命。6月，勞教分子約8千人，由荷槍實彈的武警押送，調往株洲“新生”工程隊，即湖南省第一勞改管教隊，投入株洲鐵路樞紐站的土石方工程。被關在鐵絲網柵欄圍成的營地裡，哨兵日夜監視。清晨5時排隊由武裝警察押送，做重苦力活，經常加班到夜間。不堪苦役者臥軌或撞車自殺。有少數仍留在“新生”電機廠工地。其中李長恭後來又被判刑12年，在勞改中被迫害致死。……報社編輯部此外還有16名右派分子歸第2類處理，撤消職務，送農村或農場監督勞動，每月都只發給生活費15元。下面例舉一些右派知識分子的悲慘遭遇。

（一） 朱正

魯迅研究專家朱正所受處分，屬於第一類：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文革中的1970年被錯判徒刑。

1958年至1962年，朱正被勞動教養；在勞動一兩個月之後，就根據實際表現出來的勞動力強弱評定工資等級，分甲乙丙丁四等，那時，甲等每月是28元，每等遞減4元。朱正只評得個等外，每月工資14元。扣除伙食費10元，所餘也就無幾。

1970年到1973年，朱正又被判刑勞動改造。勞改犯是沒有工資報酬的，每個月只發很少一點零花錢，以供購買手紙、肥皂、菸捲等等之用。朱正當勞改犯時，起初每個勞改犯每月零花錢是1元5角，後來提高為2元。可是，囚糧、囚服概不計價，真正實行了吃飯不要錢的制度。而且，夏季的蚊帳，冬季的棉被，誰要是缺了什麼，也都免費發給。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比起來，“勞動教養”更是活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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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編輯部的右派分子（2）

（二）諶震、饒珍夫婦

1957年夏，“鳴放”一開始，饒珍就提心吊膽，預感大禍臨頭。丈夫諶震是一根直腸子通到底，心裡怎麼想，嘴裡就怎麼說，全不考慮後果。他是個闖禍的祖宗，一生就吃這個虧，全家也跟著他受了許多苦。果然，他在小組會上就“放炮”，說“肅反擴大化”太主觀主義，是違反憲法。在今天來看，這話一點不錯，諶震的出發點確是幫助黨整風。然而在當時這話怎麼能夠說？諶震一年前還是肅反物件，新老帳一齊算，他能逃過這一關嗎？妻子饒珍跟他吵過鬧過，都枉然。諶震結婚已20年。1945年他因羊棗案被國民黨逮捕，關押一年多。那時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大的4歲、小的才生，妹妹湛良也只16歲，流落異鄉，簡直陷於絕境。幸而有朋友伸出同情之手，兩人都找到工作；後來由福州回長沙，因黎澍同志的安排，途經上海、南京、武漢，都有朋友照顧。這回可不同了，諶震是右派，甚至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