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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處，工資由11級降到18級，每月有80元工資。交50元給家裡，自己留30元在師範學院吃飯。李茵每天到報社上班，帶著這三個小的孩子，有兩個上報社子弟小學了，最小的也上報社幼兒園。中午在報社食堂吃飯。傍晚下班時帶著這三個小孩，提著一瓶開水回到家裡。小孩子的衣服都爛了，沒有布票。以工分券買些洗澡用的布巾、紗圍巾，再買點顏料，染成黑色。給他們做衣褲。孩子們的鞋襪也爛得快，幾乎天天晚上都要補。李茵白天上班，晚上就做針線。週末也沒有休息。從農村回來以後，眼睛腫起來了，睜不開，看不見。醫生說這是角膜水腫，營養不良，不用吃藥，吃雞蛋就會好。但是雞蛋太貴，要五角錢一個，實在買不起。1969年又被送往五七幹校（原福田勞改農場）。1975年李茵退休，每月退休費按原工資60　％　只有24元6角。女兒頂替到食堂燒鍋爐，月工資29元5角。生活苦不堪言。

1982年鄧鈞洪、李茵全家才算“落實政策”，恢復待遇。

（五）柏原

1958年4月底，報社開大會宣佈處理“右派分子”。柏原受到最重的處分：劃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從此全家人走上苦難的歷程。

在宣佈處分一個多月後，即6月中旬，柏原和本市同樣被判處勞教的分子，由荷槍實彈的公安人員押上火車，發配株洲。這一夥人五花八門，有被劃右的教師、藝術家、機關幹部，也有流氓、盜賊等刑事罪犯，一視同仁。全省各地的勞教分子約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編成新生工程隊。內部稱湖南省第一勞教（勞改）管教隊。工程隊承包了廣州鐵路管理局京廣路復張株洲樞紐工程，便由這批勞教分子來完成。被關在木柵欄和鐵絲網圍成的營地裡，哨兵站在瞭望臺上日夜監視著，不許自由進出。每天早晨5點鐘排隊，由民警帶領去工地，開始一天的勞動，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憑鋤頭挖、肩挑、土車子推，從不言八小時，十小時，經常加班加點，直到午夜。對於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來說，實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裡委屈、絕望，便選擇了臥軌、撞車，種種自殺的道路。

當時柏原35歲，正當壯年。最難應付的卻是個“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從入隊的第一天起就被警告：到這裡必須認罪認錯，這是最主要的一條。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內容和外邊的一樣：交待、檢舉、認罪……批鬥。除了強度很大的勞動之外，精神是非常緊張的。到這兒來的人大多數想爭取早一點摘帽、解除勞教，獲得自由，“回到人民隊伍中去”。因此，要把“認罪認錯”、“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處理”，經常吊在嘴上，發違心之言，表違心之態，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過一天又一天。

（六）袁家式

1958年秋，最後宣判袁家式摘掉帽子，留黨察看兩年，工資降4級，又下放勞動。工作組在大會上告誡：“帽子時刻抓在我們手上，不老實，隨時可以再戴”。1958年至1960年，袁家式和張雨林、嚴伯嘉一道，在衡山修水庫，“低著腦袋做人”。1960年到省文化局。1964年調省文化館。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館裡第一批抓的黑鬼就有“這個老右派”，前後被專政三年。

1969年10月得到“解放”，旋即去綏寧農村勞動三年，又轉到五七幹校審查半年，直到1972年分往洞口一中，教了一年化學、五年語文。

（七）李均

李均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一系列打擊接踵而至。先是被開除黨籍，撤消現有職務，調任待遇較低的工作，由行政16級降為21級，月工資55元。隨後又被髮配到偏僻的南縣農村，進行無限期的“勞動改造”。當時正處在“大躍進”時期，農村生活非常困苦。吃了公共食堂的一點點粗米飯，每天要從事十多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常常餓得頭昏眼花，四肢無力。親人寄來的糧票，竟被大隊某幹部沒收。去討要，反遭來一頓臭罵：“你這個右派不老實，還想搞特殊化。”腳上生瘡、步履艱難，仍得一瘸一瘸地去勞動。那時農村生產隊沒有電話，大隊中隊開會，均由五類分子通知。勞累一天之後，晚上還得摸黑去送通知。眼力不好，幾次雨夜送通知摔倒在田裡。公社定期集訓五類分子，大隊經常找五類分子訓話，每次必須去，每次均得老老實實認罪。妻子也受到株連，在1959年的“反右傾”中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批鬥、毆打、辱罵，並從學校下放到縣藥場監督勞動。她痛不欲生，幾度欲尋短見，以死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