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第3/4 頁)

207元、元、元和345元四等，平均每5年可升一等。到50歲時，應該領取一等教授的月薪345元。正教授（正研究員）到65歲以後或70歲時退休。

何況，對於那些有特殊貢獻的知識分子，可以提前晉升，或給予獎勵。這些都成了泡影。

到“文革”十年，調資工作完全停頓。以致全國知識分子十幾年來沒有提級，實際收入年年下降。6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到1977年都成為40歲左右的中年人了，按常例都應當獲得高階職稱了，但他們在高校任職的絕大多數仍然是“助教”、在科研機構任職的絕大多數仍然是“實習研究員”、在企業工廠任職的絕大多數仍然是“助理工程師”，工資長期停留在每月50元左右不變。這真是全世界罕見的奇恥大辱。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經濟系賴得勝教授的計算，求出全國各大學每個知識分子在工資凍結　20　年間的收入損失（1956年幣值）：

（1）　助教的收入損失＝17496元；

（2）　講師的收入損失＝17376元；

（3）　副教授的收入損失＝17376元；

（4）　教授的收入損失＝13530元。

（參看賴得勝《教育與收入分配》，1998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按照1956年標準人民幣值為現在10倍計算，從1957到1976年每個助教、講師、副教授收入損失17萬多元，每個教授收入損失13萬多元。而在這20年間，一個助教總共領取的工資也不過10多萬元。這就是說，他們的損失更大於他們的實際所得。

筆者認為，對於這筆大損失，國家後來（90年代）還是以“福利分房”的方式，予以適當補償的。這是後話。

人均貧困線降到7元

“文革”時期，知識分子的收入少得可憐；並且十多年沒有提級、月薪沒有增加一分錢，獎金更是聞所未聞。普通工人的月薪（名義工資）一般在40元左右，教師稍高一點，大多50元左右。

那時，區別人們生活水準的重要一點是“單職工”或“雙職工”。“單職工”指夫妻只有一人工作，“雙職工”指夫妻兩人都有工資收入。每人工資數額都差不多，“單職工”家庭的收入只及“雙職工”家庭的一半。

那時，城市裡就業機會很少，“單職工”家庭極為普遍，人口又多。他們全家，只靠一個人的工資（約40—50元）生活，月人均生活費僅僅10元左右。“雙職工”家庭月人均生活費可達15—25元，算作城裡的小康戶了。

十年浩劫期間生活更加艱難（2）

那時，月人均生活費在7元以下的家庭才算是“貧困戶”，子女上學可免交學雜費，年終時，還可享受10元至40元的“困難補助”。這類家庭的月收入大約可買　300　市斤粗糧、雜糧（棒子麵等，每斤不到1角錢）。如果一家5口人，買口糧的錢就需用掉工資收入的一半，剩下的20　多元，就得應付全家一個月的其他花銷。油鹽醬醋大約用去3元，家長抽菸、喝茶不超過5元，買菜、買肉太約15元，水電、房租、燒煤大約5元。除此以外，再無錢可用了。

對那時的大多數家庭說來，這樣微薄的收入僅夠餬口。

糧食價格繼續上漲

1966年初，全國糧食統購統銷收購價格提高13—17　％　，相應地城市憑證供應的糧食價格也提高12　％　左右。

提價後，北京市憑證供應的麵粉每斤1角8分5左右，秈米每斤1角4分8—1角5分2，粳米每斤角—角。

上海市憑證供應的麵粉每斤1角7分左右，秈米每斤1角2分2—1角4分3，粳米每斤1角5分2—1角6分4；廣州市憑證供應的麵粉每斤1角7分—2角，秈米每斤1角2分7—1角4分2；（根據《中國物價50年》第307—308頁）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九十號！”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間（1966—1976年），市場供應格外緊張，報紙、廣播卻年復一年地胡吹：“我國市場繁榮，物價穩定！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每年元旦社論不厭其煩地重複謊言：“經濟形勢一派大好，而且越來越好。”

糧票越來越緊張。油票本來在大城市裡每人每月5兩，減成4兩；小城市油票定量則從4兩減少為3兩。除了日用的糧食（米麵）、植物油、肉食以外，如香菸、白酒、啤酒、料酒、茶葉、砂糖、水果糖、白糖、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