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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農貿市場價格）上升，職工的實際工資，則普遍下降了。

勞動部1965年3月制訂了“一條龍”工資改革方案，旨在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的多種工資標準統一為一種工資標準。首先它縮小了最高階別與最低階別之間的工資差距。它規定，月工資最高為404元，最低為30元，最高為最低的倍。這比1956年全國工資改革時的28倍大為縮小。高階和中級知識分子普遍減薪，而美其名曰“反修防修”和“鬥私批修”，報刊大肆宣傳“高薪階層是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是修正主義的溫床”。可憐這十幾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世界最低！

教學科研人員的最高工資標準，由每月331元降到264元。而新15級（原17級）以下各級人員的月工資則略增僅1—2元。

重體力勞動者與技術工人之間的工資差別更接近了。北京地區鐵路裝卸工人的最高工資標準由原來的66元提高到　80　元，同8級技術工人（109元）僅相差29元。

1965年即文革前夕的工資改革，導致兩個相互關聯的後果：一是“師徒待遇同臺”現象，即工資沒能隨工齡的增加而有較大幅度的提升；二是學歷、知識水平在收入中的作用微弱，即受過較多教育訓練者的工資並沒有明顯增高，於是產生了“大鍋飯論”和“讀書無用論”之類的奇談怪論。

十年浩劫期間生活更加艱難（1）

1966年到1976年這10年間，我國人民生活陷入了貧困的谷底；知識分子更是首當其衝。真是達到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成分（按照思想意識劃分）、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按照實際生活水平）。”

雖然城市就業人數有所增加，全國工資總額有所擴大，但是全民所有制的職工實際工資繼續減少。知識分子（跟職工一樣）的平均名義工資，1965年為652元，平均月薪54元3角。到1976年平均工資605元，減少47元；平均月薪50元4角，減少4元。按百分比計算，平均收入減少；如果考慮物價（尤其自由市場物價）的因素，生活降得更苦。

若以1955年人民幣1元的標準購買力計算，知識分子的平均實際月薪，1965年為元；　1976年為元（1976年人民幣1元的實際購買力相當於1955年的8角）。如前所述，我國知識分子（跟職工一樣）的平均實際月薪，1957年為元；　1960年為元，（注：1960年人民幣1元的實際購買力相當於1955年的9角4分）。真是臭老九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歷年積欠了多少工資

1957年到1976年，知識分子的收入長期凍結，生活水平持續下降，達20年之久。

實際上，從1963到1976年間，幾乎所有的大學學歷的知識分子（工程技術人員、大中學教員、醫務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實際工資只有下降、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提高。

按照1956年國家制訂的知識分子晉級的標準，大學畢業生的起始月薪為56元，研究部畢業生的起始月薪為62元，中專畢業生的起始月薪為37元。比較當時機械工業部所屬企業工人的工資，8級工為107元，一級工則為34元。這樣，就1956年我國工資制度初次執行的規定來看，教育程度對於工資級別的劃分，還是起著重要作用。

但是嚴重的問題在於：50年代以來，這一工資制度沒有隨改變了的現實而進行調整，特別是沒有建全和實施一套與之相應的晉級機制。

無論對於教學機構（各高校）或科研機構（各研究所、設計院等）如果職稱升級正常的情況下，助教或研究實習員（大學畢業3年，或研究生剛畢業者、約為25歲）2年後即可晉升為講師，這時大約27歲，可領取為元的月薪。

講師（助理研究員）級別的月薪分為元、106元、元和元四等，平均每2年可升一等；一般說來，正常情況下講師（助理研究員）應該到第　6年後就可晉升為副教授（副研究員），這時大約33歲；如果得不到副教授的頭銜，那麼作為一等講師，可以領取相當於三等副教授的月薪元。

副教授（副研究員）月薪分為元、177元、207元和元四等，平均每3年可升一等；一般說來，正常情況下副教授應該到第7年就可以晉升為正教授（正研究員）；這時大約40歲；如果得不到正教授的頭銜，那麼作為一等副教授，可以領取相當於三等教授的月薪元。

正教授（正研究員）月薪可分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