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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芳和岳母帶著五個孩子，四男一女，被迫從機關大樓的宿舍遷居到陋巷大雜院——振興巷6號。在繁華的北京鬧市區，這條窄巷，三人並肩就無法透過。從1958年到1979年，一家老少八口人，就一直擠住在這裡的狹小平房中。

鍾惦棐每月生活費26元，每個孩子補貼10元，加上張子芳每月工資，共收入100多元，要養活八口之家，物質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長年靠棒子麵粥、窩窩頭養活，不買論斤稱的新鮮蔬菜，而買最便宜貨：論捆的爛菜葉子、論堆的爛西紅柿。孩子們放學回家，馬上脫下布鞋換木屐，以節約鞋子。1960—1962年三年災害饑荒時期，張子芳工作的北京電影製片廠偶爾從外地弄到一批雞，配給供應，每隻6元（黑市價10元到15元），每個職工限購一隻。張子芳盤算來盤算去，硬是拿不出這6塊錢來養五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個老弱的母親。“一毛錢攥出汗水，也捨不得花”。（引自羅藝軍《敲電影鑼鼓的人》，原載《電影創作》1993年第5期）

受盡了唐山柏各莊農場的4　年監督勞動煎熬，鍾惦棐由於“勞改表現好”，終於被調回北京，貶謫在中國電影家協會資料室工作。1963年，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成了一名“摘帽右派”，行政降4級，降為15級，每月工資124元。

鍾惦棐還沒有緩過氣來，1966年“文革”的鑼鼓敲響了。作為“摘帽右派”，他這個反面教員成了“革命大批判”的“當然物件”。於是，他又被關進“牛棚”，每月生活費僅15元；然後被趕到咸寧五七幹校勞動。

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才使鍾惦棐的沉冤得以昭雪。鍾惦棐苦笑道：“我的黨齡現在被確定為40年，居然有一半多時間不在黨內。”鍾惦棐又開始忙於電影評論工作，他被推選為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寫下百萬言電影理論著作，他說：“人活一天，倘學無長進，則愧對人生。”

1987年3月，鍾惦棐患肝病和腎癌，不幸病逝。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次子阿城以小說《棋王》震動中國文壇，進入作家行列。

上海陳忠興

陳忠興（生於1926年）是郵電部上海通訊裝置廠的技術人員，由於“把偉大領袖毛主席比成孫悟空”而受批判。1958年7月被調到工具車間監督勞動，9月被“補課”定為右派分子。陳忠興在1956年評為七級技工，每月工資105元4角；定為右派以後，降為三級工，每月工資57元5角。他上有雙親，下有三子一女。妻子是女工，1956年曾被評為先進工作者。自從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家庭重擔壓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頭髮過早地白了。

在百般無奈之中，陳忠興把女兒給了別人撫養。

1959年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時，他又被押送到上海青浦縣青東農場勞動教養達兩年之久。陳忠興想不通。在極度孤獨、苦悶之中，精神失常，甚至幾度想自殺而未遂。

1963年4月16日，陳忠興終於結束了“勞教”，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廠裡。可是，他的工資竟被定為每月39元——據告知，他從農場來，算是新工人，而最低一級工資是每月39元！

他在一份舊報紙上看到“反右派運動”的總結報告，上面提到在工人之中是不劃“右派分子”的。他據此寫信向上申訴，卻被說成是“右派翻案”。

1977年，他的月工資增加5元。1978年12月，廠裡開會宣佈為他平反，提升為技師職稱，工資恢復到每月工資105元4角。

上海的“著名右派”陳仁炳

上海市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陳仁炳被打成“右派分子”後，經歷“七鬥八斗”，便被送入上海社會主義學院學習。1958年9月至年底，上海“著名右派”48人，又被送往上海縣顓橋農村“集中學習”。分為三組，陳仁炳屬第一組，組長為陸詒；第二組組長為徐鑄成，第三組組長為沈志遠。他們住在農村，上午在田間勞動，下午寫交代。12個人睡一個房間。除了右派外，還有監督人員，生怕有人自殺。陳仁炳在勞動期間患心臟病，經第四人民醫院搶救未死。不久妻子離婚。1960年12月“摘帽”回學校教書。1966年文革開始，又被“監督勞動”9年，做木工，當下手；每月工資一度被減至57元7角。當時，他的房租要40元，只剩下17元7角生活費。不得已，他只好放棄原本在淮海中路的寬敞住房，遷居到普陀區兩間8平方米的小屋。1972年患肺炎、心肌炎，實在幹不動體力勞動；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