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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陳仁炳65歲，獲准退休，從此他再也不必去做木工了。退休金每月57元。1981年恢復教授待遇，住房、醫療均有了保障。

摘帽之後的費孝通

1987年費孝通教授接受巴博德教授採訪時，談到了反右的情況。摘錄如下——

費：1957年。氣氛突然改變。我不知道這一變化背後是什麼，但是我發覺自己落入陷阱。甚至現在我們也不真正瞭解突然變化的背後是什麼，雖然這個運動在一般人已經認為是一個錯誤，一個過失。但是從那時起我進入了一生中完全不同的一個時期。我不能說它是可怕的——沒有人打我，也不要求我忍受體罰。他們只是批判我。我說，行，我願意接受批判。嚴肅地說，我想要明白我錯在哪裡。我被解除一切原任行政職務，只保留教授職位。實際上我喜歡這個角色，在中央民族學院當一名教授簡單得多。可是，我當然不能做實地調查了。然後，下一年，他們“摘掉我的帽子，”或者去掉我這個標籤。

巴：那是在1959年？

費：1959年。那時我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我被給予政治地位。貶黜算是結束。現在我可以去各地訪問，但僅作為有組織的團體的一員而不是個別的旅行，那不壞。許多同樣被譴責為右派分子的較年輕的人卻被髮送到艱苦的地方，過著艱苦的生活，而我沒有。不過這時我沒有聲音了，沒有人會出版我的任何東西。所以我變得默默無聞了。

巴：費教授，這是在告訴你右派分子已經摘掉以後？

費：1959年他們摘掉了我的這頂右派帽子。

巴：仍然沒有人出版你的著作？

費：沒有人會出版我寫的任何東西。理論上我是恢復了名譽，但實際上沒有改變。這時我被稱為“摘帽右派”所以事實上我仍是一個右派分子。那是階級鬥爭。“摘帽右派”成為像我這樣的人的特殊稱號。我們還是被當作右派分子對待，被剝奪許多權利，被當作一類特殊的人對待。這是階級鬥爭。

那時我的思想實際上停滯了。我不能寫作，這使我智力停滯。我開始懷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錯了？　我是在保護資產階級嗎？　我錯在哪裡？　我不明白，但我也不認為他們是錯了。麻煩就在於此。他們不應該這樣對待我，我有這種感覺，但是我錯在哪裡？　……（轉引自張冠生《青山踏遍·費孝通》第148—149頁，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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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鎮配給的糧票和各種票證（1）

1955年開始印製發行了統一的“全國通用糧票”，這一版全國糧票曾在1956年和1957年兩次加印，面值有“壹市斤”“半市斤”“肆市兩”（四分之一市斤，舊秤16兩為1斤）“叄市斤”“伍市斤”等五種，一直用到1980年6月才作廢；在1965—1966年又印製了新版的全國通用糧票，面值有“壹市斤”“半市斤”“貳市兩”（五分之一市斤，新秤10兩為1斤）“叄市斤”“伍市斤”等五種，一直延用到1993年。

此外，各省（市）、軍隊也印發了配給的正規糧票。

從20世紀5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我國城鎮一直實行“配給制”，基本生活用品如每人每月20—30斤糧食（粗糧和少量細糧）、半斤或幾兩油、半斤或一斤肉，每年幾尺布等，都憑“戶口供應本”分欄記錄、發給票證，配給到每戶人家。

形形色色的票和證，乃是50—80年代我國城鎮戶口（排除農民）享受物質供給權利的憑證。沒有購糧證，糧店就不賣給糧食；沒有購物證，幾乎就喪失購買生活必需品的資格。

票證的配給數量和種類，各有差別。大、中、小城市不同，各種職業、工種的級別不同，最末一等是農民，不辦戶口本、不發糧油票、國家除了偶爾對於種棉、養豬給予有限的獎勵以外，幾乎什麼配給也沒份！

戶口和票證乃是城鎮專有的特權。職工從本單位或企業領取工資、獎金以外，還能憑票證以“平價”購買國家規定的配給品。當然前提是基本供應得到保障、物價相對穩定；一旦供應極度匱乏或物價上漲，那麼職工的實際收入就低於名義工資。

“配給制”只對市民生活中的部分必需物實行配給，方法是定量、限額、憑證、憑票。一年四季，每季度將三個月的票證，透過各“單位”和街道里弄居民委員會，依照戶籍分發到各家市民。在“供應本”上加以記錄查核。有的按戶計算，有的按人頭計算；單身者如學生等，由學校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