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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起，由於周作人上書中央訴說生活困難，經濟拮据，每月增加到400元，同一時期則只給錢稻孫每月150　元。1964年全國城鄉掀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自9月以後，周作人稿酬由每月400元減為200元。

顧頡剛

再說另一個代表人物顧頡剛。

1952年，在中央籌辦中國科學院的一次會議上，談及各地知識分子的安置情況，上海市長陳毅講到文史專家顧頡剛教授，說他在上海經濟困難，不大順心；隨即毛澤東便提起“大禹是一條蟲”之事。原來當抗戰之初的1938年，毛澤東曾將一冊《論持久戰》寄贈顧頡剛教授。也許是由於毛澤東對歷史情有獨鍾，故而知道有一位“考辨古史的顧頡剛”；也許是由於顧頡剛教授主持通俗讀物編刊社進行抗日活動，才收到了毛澤東的贈書。在1952年的會上，正因為毛澤東的一句話，於是有了邀請顧頡剛教授到北京工作的提議。

對於顧頡剛教授來說，經過1952年在商界參加的五反運動以及在學界參加的三反、思想改造運動，唯一的觸動是使他認識了自己所應處的階級。顧頡剛教授在大學教書已超過30年，因此那時在學界加入了教育工會，他很高興自己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然而想到自己仍是書局總經理，還站在資產階級一邊，這就形成腳踩兩條船的局面，弄不好將會掉進水裡。況且他名為“大中國圖書局”總經理，應算“資方”，但實際不當權，只任編輯部的工作，又應算“勞方”；當時主持運動者合“資（ZI）勞（LAO）”兩字為一字——　“ZAO”讀音“糟”，稱顧頡剛教授為“糟方”。他急於擺脫這種尷尬的境地，便想離開文史出版界。

1953年秋，中國科學院院部在北京開會，議決邀請顧頡剛到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顧頡剛得到通知時，當即應承下來，因為這不僅與他離開商界的願望相符，也與他多年的治學願望相符；那時夏衍曾對顧頡剛說：“北京有好些人希望你去，說你這樣的年紀，也不必學習（案：指參加政治學習）了。”　這句話打動了顧頡剛的心，給了他高度的安慰，他說：“我以為到了北京之後，就可以照我預定的計劃讀書寫作，不再參予社會活動，趁我精力還夠的時候幹了十餘年，還可以做出一點真正的成績來，不辜負我一世的心願。”於是在12月初，顧頡剛藉赴京聯絡出版業務之便　，與中國科學院尹達、劉大年會晤，接受了科學院的邀請。當時，尹達、劉大年兩人問起顧頡剛在上海的收入情況，顧頡剛告曰：文管會和書店加起來有舊幣500萬元　（即新人民幣500元　）。不知為何，以後就誤傳為要求到京後工資為500萬元，彷彿顧頡剛在勒索高價。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會議上提到此事，說：“中國有幾個顧頡剛？　他要500萬就給他500萬。”此事傳到上海，顧頡剛覺得傳言歪曲了自己的意思，就在1954年6月趁夫人到北京看宿舍之機，要她面向尹達致意，說工資絕對按照科學院規定，決不搞特殊化。尹達答應了，定顧頡剛的工資為218　元，這是當時的最高薪給。（1956年工資改革，調整到345元。）

顧頡剛當時考慮，在京在滬各有利弊。1954年8月在致友人信中說：“在京可專心治學，但收入不夠養家，必須編書賣稿方得補足。在滬生活可以敷衍，但各處奔跑，不能安心寫作。此身已老，無法使一生工作得一結束。兩處權其輕重，寧取前者。此一年來考慮之結果也。”顧頡剛懷著可以“專心治學”的期望，於1954年8月22日抵達北京，就任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級研究員。該所於此年正式成立，所長由院長郭沫若兼任，副所長是尹達。

初到北京，一切未上軌道。單是整理書籍上架，顧頡剛就忙了兩個多月，尚未來得及分類。他一生愛好書籍，節衣縮食地購買，所積太多，此次搬家，上海蘇州兩地藏書共裝225箱，約9萬冊；科學院特為顧頡剛包了兩節火車，全部運到北京，又將顧頡剛寓所安排在乾麵衚衕中國科學院宿舍，即清朝大學士李鴻藻府邸之正房，以便顧頡剛存放書籍。這所前廊後廈的高大屋宇凡200平方米，面積實在不小，四牆從地面至天花板排滿了書箱，室中多置書櫃，顧頡剛如在書城中生活。

顧頡剛非常感謝政府對自己的照顧，只是他的藏書仍不能全部容納，後來不得已將大部頭之書售出，如汲古閣《十七史》、湖北局《百子全書》、商務印書館之影印《四庫全書孤本初集》，都賣與中國書店。顧頡剛說：“其中最可惜者為廣州徐紹桑���碇�閶攀榫炙�淌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