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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隊伍中有個老北京，自然成為大家羨慕諮詢的物件。他趁機得意地擺開了龍門陣，什麼北京有多少城門呀，什麼有名的老字號餐館、菜餚呀，說得大家垂涎欲滴。當時我黨為爭取和平解放北平，派人與傅作義談判，我們便留在良鄉、香山等處待命。

1949年2月1日，隨著威武雄壯的解放軍，從西直門進入了渴望已久的北平城。迅速接管了原北平警察廳（她被任命為北京市公安局副科長）。那時，生活上還是供給制，大多數人是吃“大灶”的低階幹部，每人穿的是隻有大、中、小三種型號的粗製布衣；每月零花錢，只有兩元津貼；吃的是窩頭、白菜湯。糧食雖緊，但上級規定，要保證工作人員吃飽……後來改為工薪制，生活真的就改善了。

50年代，到北京市檢察院任處長。每天工作三個單元（上午、下午、晚上）。記得有個新參加工作的青年幹部，對晚上去看電影還要請假很不習慣。我家當時只有三口人，平時不回家，辦公室裡放張床，兒子在小學住宿，全家每週相聚一次……

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供給制

王正晚年回憶說：當我們這些人剛參加革命時，都很年輕，毫無資歷可言。那時候，在一般革命隊伍中，幹部　的職位有高有低，但待遇只分三個檔次。

最高的是“小灶”，拿我當時所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來說，只有廖承志院長（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委員）一人享受此待遇。

其次是“中灶”，延安來的老同志，和上海來的著名藝術家，其中包括吳雪、金山、孫維世、任虹、李之華、張瑞芳、路翎等都在此列。

餘下來的人就都是“大灶”了。營、連、排級幹部也好，普通戰士也罷，都同等待遇。也就是吃同樣的飯，穿同樣的衣，領取同樣多的津貼；我記得開始時沒有什麼錢，後來每月發零花錢6萬塊舊幣，也就是1955年幣制改革後的6元新幣（合今人民幣60元）。我們這些新參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都屬於這個檔次。

在那個年代，我們常年生活在工農兵群眾中。思想改造是第一位的。我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體驗生活”，而真正與工農兵同吃、同住、同勞動，思想感情與他們打成一片。只有這些都做得合乎要求了，我們才能談到寫作。寫作多是配合政治任務。領匯出題，我們作文。有的領導“抓創作”“抓”得很細：寫作前要認真討論你的創作提綱；寫作中要隨時過問你如何處理一段一段戲和一個一個人物，甚至事先給你規定了有些重要臺詞應該如何寫；作品完成以後，還要組織有關人員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討論。通常一個劇本要經過許多次修改才能獲得透過。在那個年代，由於劇本不符合領導的要求而被“槍斃”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作品被“槍斃”倒還事小，如果作者由此而遭到批判和懲處，那就一輩子也難以翻身了。所以，在劇本中，每一段戲，每一句話，都要緊扣主題。“藝術標準”總是次要的，“政治標準”永遠第一。選擇什麼樣的題材，打算寫什麼人物，如何結構以及如何展開情節，都涉及作者的“階級立場”問題。感情描寫要特別當心，嚴防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流露。個人的愛好、情趣　、風格都儘量隱藏，藝術獨創性只能在嚴格規定的範圍內小心地發揮。廣大群眾所關注的社會焦點，個人生活的真切感受，都是不能憑著自己的直覺或“獨立見解”來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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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所的供給制

中央文學研究所，是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培養作家的幹部培訓基地，於1949年開始籌備，1950年10月在北京誕生。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工作計劃，全國文聯第四屆擴大常委會的決議，經政務院第61次政務會透過後正式設立。

丁玲為中央文學研究所主任（所長），張天翼為副主任（副所長）；叫“主任”還是叫“所長”，當事人前後說法不一，但意思是一樣的。田間為秘書長，康濯為副秘書長。下設行政、教務兩個處。行政處長是邢野，教務處長是石丁；陳淼兼任丁玲的秘書。其他工作人員有些是從文協調來的，有些是從社會上招聘的。據馬烽說他“被文化部指定為所裡的黨支部書記，為了工作起來方便，掛第二副秘書長名義。”第一期學員的情況很特殊：既是學員，又是工作人員；而圖書資料員也參加聽課學習。這是辦所初期的特色。

關於經費問題，文化部長沈雁冰說：“我曾同周揚、西諦（鄭振鐸）商量過，可由文化部承擔。”　魯迅文學院的展覽資料說，1950年的開辦經費由文化部教育司撥給，總計1800匹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