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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合小米萬斤。看來文化部給文研所的辦公經費是上不封頂的。行政編制也很特殊。只有幾十個學員的“研究所”，能建立一個有幾萬冊圖書的圖書資料室，圖書管理員最多時達8個人，比一個大學中文系資料室的人多兩三倍。圖書資料也全部由文化部出錢購置。

在文學研究所，對於全國各地來的學員，無論原來是在部隊還是在地方，無論是工人、農民、戰士，還是幹部、教員，來這裡後一律享受供給制。從學校的角度，他們是學員；從組織的角度，他們都是黨的幹部。

學員徐剛說：“那時實行供給制，保留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按大、中、小灶待遇。憑一紙介紹信，就可以乘志願軍的車，吃部隊的飯，領志願軍的棉軍裝、皮帽子、棉鞋。到地方去就吃地方的大鍋飯。”

那時，一看你吃的是什麼灶，身份不言自明：小灶當然是高幹，中灶是中層幹部。

從山東大學畢業的大學生朱靖華，到了文學研究所以後，開始很不適應。據朱靖華回憶：“那時的等級觀念很重。我原來是學生，不大懂，後來才明白。這是由戰爭年代長期的‘供給制’演化而來的。我來文研所吃的是大灶，使用的是簡陋的三屜桌，椅子是木頭板的，這是最次的待遇。秘書以上可以用兩屜一頭沉帶櫥櫃的桌子，並配有小書架。學員是‘研究員’，可以用軟椅和一頭沉桌子。一般吃中灶的處級幹部用大的一頭沉，有三個抽屜，還可以用軟座沙發椅，並配有大書架。我是連書架也沒有的。當時是供給制，夫妻不在一起吃的很多。例如丈夫吃中灶，妻子吃大灶。所長級幹部吃小灶，丁玲吃小灶（有的說是特灶）。”

這樣一來，在文學研究所工作或學習的人員，就都實行了供給制。

文學研究所的一對夫婦（王景山和李昌榮）的回憶，很能夠說明問題。當時的圖書資料員李昌榮（女）說：“（供給制轉為）包乾制，給一點錢，根據資歷分級別吃大灶、中灶、小灶。我是部隊轉業到文研所的。在部隊，我是排級，到文研所就給我一個班長級待遇。那時的思想很革命，隨便怎麼都行。一個月給我二十幾元。我用10元繳飯費，給我媽寄5元，剩下的就不夠用。王景山（李昌榮的丈夫）是三十幾元。”

小知識分子王景山，在來所之前已是南通師範的教師，已有較好的收入。他說：“我一來丁玲找我談話說你來以後，要吃大灶，和外面不一樣，因為我們是文藝單位。她說，比如楊犁，在外面肯定是領導幹部，可到我們這裡也是吃大灶。她知道我和楊犁是同學。楊犁當時在《文藝報》做丁玲的秘書。”

圖書資料員李昌榮說：“我們拿包乾制的人生活水平很低，誰富呢？有孩子的富。為什麼？因為孩子有供應，營養費、保姆費，兩個孩子，公家出錢給你僱一個保姆，孩子的營養費花不了。……後來，我得了肺病，王景山讓我吃每月15元伙食標準的中灶（又據當時的管理員張鳳翔說：小灶20元、中灶18元、大灶12元），我再給母親錢，就什麼錢也沒有了。我們從來不做衣服。但日常生活用品、學習用品都發，包括手紙。後來人事科幹部王孔文勸我改成薪金制。我們沒孩子，如果改薪金制就有上百元錢了。我想，壞了，讓我領薪金，就是對我實行僱傭了，我就不是革命大家庭裡的一員了，所以就哇哇地大哭起來，堅決不幹。到了1955年一律改成薪金制時，有人和我開玩笑說，李昌榮，我們都改了，你一人革命吧。”

其實，包乾制也是一種半供給制。給的錢僅夠吃飯，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以實物發給，嚴格按照級別分配的物質生活待遇有保障，但可惜零花錢很少。遇到精神生活（買書籍文物、看戲劇演出、文化人雅集）的需求，就感到囊中羞澀，難免滿腹牢騷了。

1950年2月，政務院通知，各單位對高等學校畢業生儘可能實行供給制或低薪制，月薪標準為240斤小米，研究院畢業生月薪不超過300斤小米，見習期半年到1年，期滿後適當調整工資。

文化人的困擾——阿英為例

阿英（即錢杏邨）30年代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活動，抗戰時期到了新四軍老根據地。他是從華東解放區回到大城市的。1949年初他從大連來到天津，此後往返於平津之間。從1949年4月到9月，他留下了《文代會日記》，是珍貴的史料。

阿英是從解放區來的文化人幹部典型。雖然享受了供給制待遇，物質生活包乾、衣食住行無後顧之憂。但是此外沒有多少現金收入，日常津貼費有限，口袋裡缺少人民幣。為購買書籍文物，特別是心愛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