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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交通斷絕，獨為向隅。梅公（校長梅貽琦）一走，主持無人，更落空矣。至於北平西郊，國軍已撤守，解放軍已來控制，而‘人民政府’的政工人員未到，清華大學並未正式接收，校政現由校務會議維持，生活問題不久即感困難。如果北平圍上兩三個月，大亂必起，情形不堪設想也。”這是他們當時最為擔憂的。清華同人只拿到12月的薪水，既沒有遣散費，也沒有遷移費，“共方尚未正式接收，經濟來源無著，同人均窘。有些人家已經沒有買蔬菜的錢，天天吃白菜而已。”

南方文化人日記中的金圓券

金圓券在北平、天津的生命，到1949年1月已經宣告結束。然而在南方，金圓券還苟延殘喘了一段時間。我們可以從竺可楨、夏承燾、顧頡剛、包天笑等老前輩的日記中，找到有關的記載。歷史學家顧頡剛教授生前常說：今天的日記到將來多少年後就是珍貴的歷史資料！他的話應驗了。他們的日記，就是金圓券臨終前的病歷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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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楨的記述

竺可楨（1890—1974）是氣象學家，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共達13年（1936—1949）。

他的自傳中說：“對於一般的國民黨員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為做科學和教育事業為清高，我從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張膽貪汙行為，更覺得官是做不得的。”宋子文是他在哈佛大學時的同學，“功課很平凡”，做了財政部長，“數年之間頓成富翁”。竺可楨埋頭科學研究，不太關心政治，可對國民黨豪門的貪汙腐敗非常蔑視。

1948年11月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物價狂漲，為向來所未有，米昨日肖山170元一石，杭州250元，而上海到450元。今日聞上海已到700元。”

1948年11月29日：“報載行政院透過本月杭、京、滬公教人員比照10月份增加5倍，即6倍發薪，而立法院以為太少，尚有異議。但11月已到月底，而經費薪水均一無增加，是以不能不沿門托缽，向銀行借貸度日。藝專教員因不能維持生活已罷教數日。浙大本月已發10月之5倍，現定10月1日又發一倍，薪水300元以下者發100元，300元以上者發200元，以資維持。”

1949年初的幾個月內，整天為浙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