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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薪水300元以下者發100元，300元以上者發200元，以資維持。”

1949年初的幾個月內，整天為浙江大學師生的薪水、公費、伙食而煩惱，不斷地向###、行政院催款。1月7日，竺可楨寫信給###代部長陳雪屏：“因目前已到公私兩無辦法之時候。私人方面目前一個月薪水只可購擔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經常費只一萬二千元，不及電費八分之一而已。”這時，白米每斤價格為金圓券5元。浙江大學每月電費為金圓券10萬元。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員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狀況”。又派人到中央銀行借款，“於星期二可以加發一個月之薪水，因許多教員均將無法維持生活。”1月10日，浙大從中央銀行借到二月份的經費款。他決定第二天發薪，薪俸額300元以內的各發金圓券1000元，薪俸額300元以上者發1500元，其餘的等南京款到後再發足。晚飯後，他帶著孩子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價大漲，白米近千元一擔（160斤），每斤價格漲到金圓券6元。

2月27日，他再度來到上海，第二天會同復旦、交大等校代表14人夜車赴南京，準備分別上書行政院和李宗仁副總統，提出改善教職員待遇（以生活指數計算）、學生伙食費改為銀圓6圓……等要求。

3月4日他從杭州火車站乘黃包車回到浙江大學，花費金圓券200元。可見貶值的迅速。

3月28日：“上海中行（中央銀行）發5千、1萬、5萬、10萬之大票面，物價大漲。”

4月8日：“自昨日報載各大學共由政府撥400億，將以l萬倍發薪訊息傳出後，物價大漲。昨天米是14萬一石，今天已25萬。袁大頭昨晨每元23000至25000，今日上午35000，下午至4萬餘矣。”

4月17日：“物價更高漲，袁洋已到每枚萬，孫洋亦17萬元，而米每擔已超出100萬元之外，較昨日60餘萬元又加l倍矣。”

4月21日：“袁頭上午17萬，下午已23萬。米上午140萬，下午180萬一擔矣。”

5月1日（在上海）：“6點在……喬家柵吃麵，每碗100萬金元，餘一人一餐可抵杭州全家一星期之伙食。”

5月20日（在上海）：“上海各校聞傳將以關金髮薪，依照底數每元關金作80萬金圓（市價240萬），而袁洋價已2700萬一枚，則教授薪亦不過袁洋三數枚而已……”　由此可知上海解放前夕，教授們最後一次薪俸只相當於3枚多銀圓（合今100元左右）。可憐！5月21日：“下午發5月份薪，得億元……”

解放軍進入上海後，5月26日竺可楨和友人談及政局，“以為國民黨之失，乃國民黨之所自取。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蔣介石為國人眾望所歸，但十多年來剛愎自私，包攬、放縱貪汙，卒致身敗名裂，不亦可惜乎！”5月27日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民十六年（1927）國民黨北伐，人民歡騰一如今日。但國民黨不自振作，包庇貪汙，賞罰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顛覆。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旱之望雲霓。希望能苦幹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敗！”

夏承燾的記述

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學教授夏承燾（1900—1986），也幾乎無日不為柴米油鹽而操心，並在日記中留下了親身體驗的史料。摘錄如下——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產黨傳單者，勸各安心職業。傳共產黨廣播決心解放到底。國民黨政府宣言皆不稱###而稱###矣。物價仍日漲，米價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後買食物，費百餘元。物價連天飛漲，米出800關，黃金9千餘矣”。7日“過大街購一帽，金圓百元。物價猛漲驚人，午後過珠寶巷口，買金買銀洋者甚擁擠。金圓券，將成廢物矣。”9　日“午後與家人進城購日用衣物，費600元。物價一日數變，金圓券亟須脫手。”14日：“剪髮付13元，前次僅3元”。

2月5日：“早與婦乘校車往校，領暫發薪1300餘元，不足買鬥米（16斤）一銀圓。今日銀圓值1350金圓券。”12日：“校薪發至6月份，今日領6600元。內子入城，買得3袁洋，1430元一枚，教授生計不及早日女傭矣。近日僱女傭，月需三四鬥米，乳媼（女）須一石二三鬥。”

3月8日：“午後內子往校，領3月份500倍補發薪7萬2千元。市上銀圓已漲至4千餘元一枚，浙大同事到處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