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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的四川口音。

齊白石的作品能賣上較高的價錢，是他到了90歲之後。不過，那時他的一幅畫也就賣100元左右（新人民幣）。

其他許多國畫家，就沒有齊白石那樣幸運了。他們大多數被納入配給工資制的軌道，成為“幹部畫家”。

“幹部作家”還是“自由撰稿人”？

供給制在共和國成立初期，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機關、各單位幹部的基本分配方式。在文藝界，首先從文學研究所開始。用這種共產主義分配體制培養作家、管理作家，在中外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建國後成為作家隊伍中主力作家的，很多都是共產黨員，他們多是有著雙重身份：既是黨的幹部，又是作家。對內對外，他們總是聲稱自己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其次才是一個作家。這時，他們都自覺地確立著自己在新的體制中的位置。

當時的作家更羨慕蘇聯的作家待遇。蕭三在他的《重遊蘇聯》一文中寫道：“戈爾巴托夫對我們說：‘蘇聯作家的生活好不好？看他工作得好不好。誰工作得最好，誰就生活得最好，黨和政府給他完全的生活保障。現在蘇聯的名作家每個人都可以買一個別墅，芬蘭式的，價值五萬盧布；可以自購汽車、汽油……作家有必要去各地考察、生活、訪問……的，作家聯盟給他一種創作的旅行派遣，給他旅費，他在那裡可以住幾個月。”

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到了和平時期不便於長期維持。那麼，是轉向實行配給工資制，讓作家們獲得某級別的幹部身份呢，還是回到過去的自由市場制、依舊靠稿費為生的自由撰稿人？當時的選擇只能是前者。這是因為：

（一）社會已經不具有自由出版的市場，如何有自由支付稿費、版稅的社會空間？靠稿費生活的除了此前創作量很大、版權尚多的作家外，一般的作家靠多少年寫出一本書、幾篇文章，是無法生活的。如早期“湖畔詩人”汪靜之說：“我多年沒寫詩了，上海解放後第二天就寫了三首詩，投稿不登，以後就提不起興趣了。”像這樣的詩人心情，怎能讓他們靠稿費生存呢？對於新體制內的作家，工資制的實施，使他們即便長期不發表作品，也有生活保障。建國後17年間版稅制逐步取消，稿酬也一減再減，稿酬的有無只是生活水平高一些和低一些的標誌。詩人郭小川在日記中常提到，拿到了多少元稿費，陪夫人去買布料做衣服。從當時多數作家的生活情況看，稿酬再不是生活僅有的依靠了。不會像30年代周揚在上海時，妻子即將臨盆，手裡硬是連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