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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像30年代周揚在上海時，妻子即將臨盆，手裡硬是連妻子住院生孩子的錢都沒有，急得他到處告借。

（二）當國家在大範圍內實行供給制（和包乾制）時，正是計劃經濟初期建立的時候，完成了向指令型計劃經濟的過渡，也就完成了作家由自由職業者向配給工資制的轉變。

1955年的知識分子待遇（1）

1955年年底，中央統戰部以及“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已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現狀作了調查，掌握了許多真實情況。

1956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全國高階知識分子人數的調查報告》　指出——

一、到1955年為止，全國高階知識分子只有10萬多一點。其中高等院校的教育人員3萬多。　這顯然與6億人口的大國不相適應。

二、高階知識分子絕大部分生活比較清苦。和抗戰以前（20…30年代）相比，現在（1955年）高階知識分子的貨幣工資還是低得多。以大學教授為例，1955年的最高工資為252元6角，而抗戰前夕（1937年上半年）可達當時法幣600元，摺合人民幣1500元　（以戰前法幣1元折人民幣元計）；若用百分比，則為，通俗地說，1955年高階知識分子收入只相當於抗戰前夕的六分之一。

於是，一個借鑑蘇聯經驗的“特定津貼”辦法，即《關於高階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提交中央會議討論：在全國範圍內選出八百多名突出人才實行特定津貼，每月能保證工資達到新人民幣500元左右。（相當於抗戰前夕的三分之一，或30年代前葉的30　％）。

這八百多人的名單，包含了當時中國文化界、教育界、科學界、衛生界的代表人物精英：

陳寅恪，中山大學教授，現有月薪253元；

顧頡剛，歷史研究所研究員，218元；

翦伯贊，大學教授，元；

向達，北京大學教授，元；

俞平伯，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85元；

季羨林，北京大學教授，元；

王力，北京大學教授，　元……

這些都是中國高等院校一流的文史學者專家，但他們的平均工資只有二百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這張名單遺漏了一些不該遺漏的名人，例如沒有吳宓的名字……

（見《關於高階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這是為　1月14日開幕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提供討論、修改的檔案。該草案提出：

“必須對目前高階知識分子的政治狀況和歷史作用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並認為當前的主知識分子隊伍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進步分子，已經佔多數”。“黨中央要求全黨一切組織，首先是同黨外高階知識分子有密切關係的科學機關、高等教育機關、文化機關、文化團體、經濟機關、企業、衛生機關、軍事機關等機構中的黨組織，迅速地堅決地消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缺點和錯誤”。

1月14…20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中共中央各部門、各直轄市和各省區的負責人、在京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以及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有關部門的黨員負責幹部上千人參加了會議。

會議著重研究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開始後，加強黨對知識分子和科學文化工作的領導，以及妥善解決有關知識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知識分子工作會議。

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肯定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經過建國後六年來貫徹執行黨對舊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國知識界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國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報告強調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　周恩來指出，中國共產黨目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根本任務，就是必須加強領導，克服缺點，採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現有知識分子的力量，大規模地培養新生知識分子，以適應國家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斷增長的需要。

周恩來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