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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所以，按照版稅計算的50年代稿酬，略高於40年代，而低於30年代。巴金、冰心、艾青等老作家從自己親身的經歷，當然是希望恢復“版稅制”的。

所謂“要為三萬元而奮鬥”

1952年，北京通縣16歲的劉紹棠發表小說《青枝綠葉》，不僅被《新華月報》文藝版轉載，還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葉聖陶先生推重，編入高中語文教材第三冊；1953年入黨，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1954年，劉紹棠剛滿18歲，就已經在《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過多篇作品，並出版了第二本小說集《山楂村的歌聲》；同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真可謂春風得意！

劉紹棠的朋友從維熙後來回憶說：“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劉和我不拿工資靠稿費生活。有一次在閒談中，我和他都深感一邊寫作，一邊還要考慮飯碗，心神很不安定。劉說如果能有三萬元的存款當後盾，利息夠吃飯穿衣的，心就能踏實下來，有條件去長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裡總有後顧之憂，影響寫作的精雕細刻。”　（引自從維熙《走向混沌》，第11—12頁）。當時報導這個會議的記者，以《從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為題，斷章取義，把劉紹棠談及有三萬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寫作之說，聳人聽聞地變成了“劉紹棠揚言要為三萬元而奮鬥”。1957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更發表評論員文章《從劉紹棠的墮落吸取教訓》還說：“他在北京買了房子住下來做專業作家。”

事情是這樣的：1956年春，劉紹棠的妻子生了孩子，他就用稿費在中南海附近買了座小三合院。在“反右派運動”前，作家的稿費標準與當時的物價相比，還算高的。小說稿酬每千字分別為20元、18元、15元。出書時，依照蘇聯方式，3萬冊為一個定額，每增加一個定額便增加一倍稿費。那時的書的種類不多，所以每種書的發行量也就相當大。

劉紹棠說，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4萬字，每千字15元基本稿酬，印了萬冊，3個定額，（相當於每千字45元），收入人民幣1800元（合今1萬8千元）。

短篇小說集《山楂村的歌聲》，6萬多字，每千字15元，印了4萬多冊，2個定額，（相當於每千字30元），收入2000元（合今2萬元）。

中篇小說《運河的槳聲》，萬字，每千字18元，印了萬冊，3個定額，（相當於每千字54元），收入5600元（合今5萬6千元）。

中篇小說《夏天》，11萬字，每千字18元，印了10萬冊，4個定額，（相當於每千字72元），收入8000元（合今人民幣8萬元）。

短篇《瓜棚記》僅1萬多字，少年兒童出版社印行17萬冊，6個定額，稿費相當於每千字108元；收入1080元，合今1萬多元。

僅僅這5本不厚的書，劉紹棠的收入達到18500元，合今18萬多元。

那時北京的房子不貴。劉紹棠買的“三合院”，住房五間，廚房一間，廁所一間，堆房二間，並有五棵棗樹、五棵槐樹，也不過2000元（合今人民幣2萬元）。這就是說，劉紹棠的一篇11萬字的中篇小說《夏天》，就可以買4座這樣的三合院。

當時，劉紹棠的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已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廣告，定於國慶節出版，印數10萬冊，此書如果出版，可得稿費萬元，合今35萬元。

這就是所謂“要為三萬元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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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藝界提出：創作難出書更難

但是當時文化人對於國家的新聞出版管理制度並不滿意。1957年4月底，中共上海市委召開了作家座談會。文化人鋪開底稿，紛紛發言，談論寫作跟領導、出版方面的新障礙。

沒有寫作時間

巴金說，以前提一些意見很擔心。雖然對事，但總要連到人，因此不想講。我是專業作家，但是我現在沒有寫作時間。問題在領導對上海文藝工作並不重視。某些領導同志只要我寫別人的人事材料；對創作思想問題、怎樣研究中外古今名著等許多重要問題，卻沒有人考慮。要麼就是批評，但只批評，文藝是不會繁榮的。

巴金接著說：我看領導沒有錯，是下面搞錯。周總理同意上海搞個文藝俱樂部，下面卻批評是浪費。作家協會應該管創作，可是現在只能像機關一樣辦事務，本身業務沒有辦法搞。上海城市很大，連外國許多作家也說可寫的東西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