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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給。遞減至第13個定額以下均按基本稿酬的40　％　計算，付給作者稿酬。

這種“按基本稿酬加印數定額付酬”的辦法，如一部20萬字的書稿，以每千字老人民幣15萬元的平均標準計算，基本稿酬為舊幣3000萬元（合今3萬元）；通常以１萬冊為一個“定額”。若印2萬冊，作者可得稿酬6000萬元（合今6萬元）；若印4萬冊，付酬12000萬元（合今12萬元），約相當於當時一級教授（月薪約300萬元）三年半的工資。一些暢銷書印數高，則稿酬拿得更多。50年代初作家們的稿酬年收入常為舊幣數千萬元（合今數萬元）以上。

“印數定額”制不盡合理

葉聖老曾告訴我：1954年9月，出版總署撤消，這一攤工作併入文化部。胡愈老調到文化部，出版工作仍舊歸他主管。1957年又反覆討論稿酬制度問題。

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陳原副局長認為：“印數定額”制不盡合理。

例如曹禺出版了他生平的主要劇作，共60萬字，才得稿費11000元（合今11萬元），因為印得不太多。有一本小說《迎春曲》，僅20萬字，因為印得多，也得稿費11000元。劉白羽的《政治委員》有15萬字，印2萬冊，卻只得稿費1800元。

沙汀的三本小說，共60萬字，得稿酬15000元（合今15萬元）。一般翻譯書籍的報酬與著作相差無幾，甚至超過著作；至於銷數特大的翻譯書籍，就更比著作報酬高得多。如《我們的切身事業》（翻譯小說），37萬字，由於商業部號召學習，使本書印數達70萬冊，譯者得稿酬18000元，比名小說家沙汀的三本小說還多3000元。

社會科學書籍也有同樣現象，如《怎樣學習經濟建設常識讀本》一書，僅5萬多字，因為印了150萬冊，編者拿到稿費7400元。而卿汝楫著《美國侵華史》，兩卷共60萬字（為前者字數的12倍），但因為印數少，所得稿費不過7000元。

陳原認為：書籍印數多少不能完全說明作者所花的勞動力和書籍的質量，因為社會客觀因素影響極大。但現行稿酬制度卻主要按印數定額計酬，雖有遞減率和每千字稿酬高低不同，結果仍造成極不合理的現象。現行稿酬辦法既主要受印數定額決定，因此按質量計酬的每千字稿酬率就失去應有的意義。出版社在執行時，一般採取中間偏低的一級，有平均主義傾向，不但作者意見很多，而且確實不能達到提高創作水平的目的。

跟歷史上的稿酬比較

陳原在分析了現行稿酬之不合理處之後，他又說：

“社會上有人認為現在的稿酬比不上從前，這是一種誤會或者是一種錯覺。拿現行的稿酬比抗戰前的買稿，現在稿費是高了（每圓　＝　3元）。比抗戰的買稿，也高了（那時作家的口號是：爭取“鬥米千字”）許多。從前的抽版稅，付給作者的版稅率不超過10％—15％，但目前稿費佔總定價往往在10　％　以上：人民出版社％，文學出版社　％，科學出版社平均23　％　，解放後一般印數都超過戰前好多倍，因此作者所得比過去大為提高。

按上述三個出版社不完全的統計，各社幾年來出過大約700位著譯者的書稿，其中，拿到稿費1萬元（合今人民幣10萬元）以上的：文學家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漢曹禺艾青等47人，佔％；社會科學家范文瀾翦伯贊等2l人，佔3　％；自然科學家10人，佔％；這些是稿費特多的著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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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２０世紀中葉的稿酬問題（3）

例如作家康濯，1954—1957年四年中他在文學出版社出版四種作品，可得稿酬11822元，平均每年約3000元（合今人民幣3萬元），如果加上重印書籍及發表其他短文的收入，生活即可達到大學教授的水平。陳原說：凡是有一定寫作經歷，作品在群眾中有影響的作家，只要他辛勤勞動，就能維持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

筆者也計算了一下：若從報刊圖書的字數稿酬來看，50年代前期著作稿每千字6—18元（新人民幣），合30年代銀圓2—6圓；而30年代報刊稿酬為每千字1—5銀圓；確實略高一些。50年代前期翻譯稿每千字4—13元，合30年代銀圓—4圓；而30年代翻譯稿酬為每千字1—3銀圓；也確實略高一些。

但是若從書籍的版稅標準來看，30年代作者版稅率為15％—20％，40年代付給作者的版稅率不超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