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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鬱寡歡。幸好這只是個顧問性質的工作，對我來說比當官僚要好得多。因此，我不時在南佛蒙特、華盛頓、紐約（《哈珀斯》的辦公室）和費城（《週六晚間郵報》的大本營）之間流動，雖然辛苦，卻忙得不亦樂乎。

我的家庭生活也相當美滿。我們的第二胎是男孩，取名為文森特，在1941年秋出生，過了幾個月，美國就被捲入大戰之中。我們在1942年夏搬到佛蒙特時，家裡每一個人都很喜歡這個地方。這一住就是7年，直到1949年的夏天才又回到紐約。因此，在佛蒙特的本寧頓學院對我來說是全美國，甚至是全世界最有“家的味道”的地方。1938年秋，我父母逃離希特勒秘密警察的魔掌後，也到美國來和我們會合。我在東部，弟弟則在華盛頓州行醫，父親安抵美國後，則在北卡羅來納的查珀爾希爾（ChapelHill）教經濟學。到了1941年，父親65歲時，搬到華盛頓來，他一面在美國大學（AmericanUniversity）執教，一面在美國關稅協會（U。S。Rariffmission）服務，協助歐洲經濟重建事宜。父母親在1941年夏從北卡羅來納搬到喬治城的大公寓時，我和弟弟有先見之明，幫他們在臥房安裝了全新的窗式空調。因此，在戰時的華盛頓我還得以享受少有的奢侈——去他們那兒享受寧靜和涼爽。

然而，因為無法研究我一直想探討的課題——工業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並進行“工業秩序的解剖”，所以我覺得有點沮喪。就在通用汽車的加勒特打電話來的幾個星期以前，我決定做最後一次嘗試，看以上的研究是不是能夠進行。那時，本寧頓學院每年寒假長達3個月，一方面是為了在戰時節約能源，一方面則讓學生借這個機會工作，獲得實際經驗。所以，我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園的附近租了間公寓，以便我利用寒假研究企業的結構和政策，也可就近在大學圖書館尋找相關的研究資料。就準備工夫而言，我秋天在紐約時已經做了不少，但是愈準備，愈發氣餒。經過別人介紹認識的主管都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