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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碩士生是怎麼回事?一到白雲機場,他就叫那位碩士生打道回府了。事後,老徐的朋友、就是那碩士生的導師還給他解釋,說寫《可行性報告》是MBA乾的,那位碩士生側重管理理論研究。要不是顧及到朋友的面子,老徐還真想問他本人會不會寫《可行性報告》或《商業計劃書》什麼的。
老徐感慨說,“怎麼現在的學生、老師就這樣水平?”
想想老徐的話也有他的立場。聯想到我們這一輩人剛參加工作時,經常遭受到類似的譏評,什麼“大學生連個總結都寫不好”、什麼“名牌大學出來的,居然連‘三反五反’都不知道”,當年我就覺得這類指責有點苛求。那天聽老徐這麼說,我本能地想辯護幾句,跟他講了一番“領導要給員工明確的方向感”之類的道理,可我越這麼解釋,老徐頭搖得更厲害,反問:“不是說現在的人都在看《把信送給加西亞》嗎?我還要怎麼給他方向感?莫非讓我當他保姆不成?”老徐用諷刺的口氣談到“大學真是越來越大”,說:“明明只是一個讀大專的料,把他硬拔成本科、碩士;明明只有技校學生的水平,把他硬拔成大學生,能行嗎?”
我當時覺得他的邏輯過於粗暴,打擊一大片。特別是我聯想到上個世紀80年代高考的門檻之高,許多省份還實行“預考”制度,預考不過關的人連高考資格都沒有。想想當年的殘酷,想想今天的寬鬆,居然還有人說出這種開歷史倒車的話。然而,這次招聘讓我感到鬱悶的幾個細節,讓我不禁對老徐的牢騷有些認同。
斯文掃地,這就是我在招聘過程中最突出的感受。
這家雜誌招聘文化版編輯,按規定要進行筆試。筆試中“知識基礎”一欄有一道題是:“請你列舉出《萬曆十五年》中至少三個人物的名字。”有兩個應聘者——是北京某著名大學歷史系的學生的答案為空白。按雜誌社的規定,這類應聘者連面試的資格都沒有——他們有一個聽上去又簡單又粗暴的規定:專升本的不要;北京、天津籍的不要;自考的不要;××大學的不要——說是這個大學在京找工作的畢業生多如牛毛,多得令人生疑……總之是一些充滿“歧視性”的規定。雜誌社筆試有一個硬性規定:知識基礎和編審題達不到60分的,不予面試。編輯部負責招聘的老董告訴我:依照以往招聘的經驗,凡是知識基礎和編審做得差的應聘者,千萬不能試用,讓他們當編輯肯定要出事。
我就聽過一次雜誌社總編在工作會上的講話,他說現在的大學生越來越不像讀書人,缺乏基本的閱讀熱情。不讀書不看報只上網的人能當好編輯嗎?雜誌社訂了這麼多報紙刊物,油墨清香地拿進來,再油墨清香地拿出去,沒有人有興趣去翻一翻,這麼下去怎麼行?讓編輯部主管一定要敲打好那些年輕編輯——特別是新編輯!想憑著一點兒機靈勁兒就幹好編輯記者?想什麼呢?
總編髮火是有原因的:一個××大學新聞專業畢業的女孩子,模樣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時表現得虛心好問。大家對她印象都不錯,所以破例讓她臨時頂夜班編輯,看看清樣。在一篇有關臺灣局勢的評論稿子上,這女孩子在“連戰”、“宋楚瑜”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紅色問號,批註“建議在有關人名下面加上註釋”;又在“箇中三昧誰能解”旁火氣十足地重重批註“這種拗口的句子以後不要再出現”……
值夜班的副總見到這篇被改得滿天花的稿子,一開始腦門一凜:怎麼?!都快發稿了,還有那麼多問題?再仔細一看標註的那些話,那感覺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整個就是“我暈”,那女孩子早已下班回家了。
這副總親自“救火”,連忙張羅著把那篇改壞的稿子又給改回來。第二天,副總把那女孩叫到辦公室一陣猛訓,問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斷定讀者也不知道?你為什麼不把布什、布萊爾也加上註釋?你又憑什麼斷定‘箇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氣,說 “我們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副總一句話把她頂了回去:“這不是角度問題!這有個客觀標準的!”女孩又說:“這可能怪我過於謹慎了,其實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總當時就拍了桌子:“你還在找託辭?什麼‘過於謹慎’?就是你的知識準備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請你不要幫倒忙!”
“幫倒忙”一說出口,女孩子大概覺得副總侮辱了她,哭著跑了……這事被捅到社務會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覷,半晌總編才說了一句:可怕!
還有一個從空軍地勤退役的前中校,據說曾發表了數百篇新聞通訊,後在某著名大學新聞系讀研,也到社裡應聘。這位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