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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時是一問三不知，連“挑戰者號”和“哥倫比亞號”是怎麼回事都不知道（空軍人士不知太空梭，暈），只是口口聲聲說“我這人只知埋頭寫，那些事……平時沒怎麼關注”當時一名主編沒和他客氣：“不對吧？你說只知道筆耕，你的試卷上連目前中央領導集體何許人也都答不上來，難道你不覺得新聞專業的在讀研究生不瞭解這些是不可原諒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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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病了，天知否

在和新聞出版界的幾位同行說起這些事，他們說什麼也不相信，斷定我們碰到的這些人拿的肯定是假文憑！我們自然清楚那並不是假文憑。要不是我親自參加批閱那批學生的應聘考卷，我也不會相信這就是我面對的現實：

中文系學生不知米蘭·昆德拉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何許人也；外語系學生把I　exist　while　I’m　thinking翻譯成“我思考，同時我存在”；歷史系學生對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我還找過那位北大歷史系學生問了問究竟，想聽一聽理由。我希望他說出對這一類知識填空題的批評性意見，哪怕是能從他嘴裡聽到這樣的話：“你們知道一個黃仁宇，不錯；你們的讀書趣味很有意思。可你們知道我的優勢在哪嗎？我的優勢是……”或者是：“慚愧，《萬曆十五年》我沒讀過；可是我能告訴你萬曆年間大約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張居正、戚繼光、李贄等，我只是不願意蒙……”

那是個清瘦的戴深度眼鏡的男孩子，轉動著眼睛，邊說邊搔著後腦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說題也並不難，可能……可能是我準備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氣：“難道你認為這一類題還要需要專門準備複習嗎？”

可能他也意識到自己的說辭有些不妥，又說：“其實……有好些填空內容，平時也聽說過了的……可不知怎麼回事，筆試的時候就記不得了……”

我問他：“你們同學也沒有議論？老師也沒說過？《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從來沒聽說過嗎？”

男孩眼睛避開了我的目光，很坦誠地說：“學業忙，不大看課外書……”

我點點頭表示理解：“但你們總能根據學到的知識回答出萬曆年間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這套題不是偏題、怪題，你大概不會不知道出題的用意，以你北大歷史系專業的功底，隨便寫幾個人名應該不成問題吧？”

男孩子低下頭，點一點，又搖一搖，說：“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專攻日本歷史的……”

這時老董湊上來打斷了他的話：“你是一個本科生，奢談什麼‘專攻’？！你說明朝你不熟，那你說說哪朝你又熟了？戚繼光、張居正這些人不是中學歷史就應該學過的嗎？”我連忙勸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興地走了。

可能是我們做得過分了一點，人家落聘了，還把人家叫住一頓數落。被老董這麼一搶白攪了局，我也沒機會再問出什麼。晚上我和他們聚在一起喝酒，席間有人談起單位招聘“內部掌握”的“幾要幾不要”。有人笑言：這“×個不要”可不能傳出去，當心“廁所裡丟炸彈——激起公憤（糞）”。要是被有關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誰了》炮製出一篇《大學生惹誰了》，那咱雜誌社的名聲可要蒙受負面影響。又有人說，咱們雜誌可是標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條條框框，也忒不太講“人文精神”了。

不知怎麼搞的，一提起“人文精神”這個詞我就鬱悶。“人文精神”如今已經是一個用得濫俗得不能再濫俗的詞了。上世紀80年代呼喚“人文精神”主要是針物件牙塔外的蠻荒現象而言，侵蝕心靈的醜惡之源主要存在於社會上——那個年代報道的個體戶天價酒席打擂臺比富的醜聞，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象徵。可是，今天我們再提“人文精神”，哼！如今的高等院校還是“人文精神”的天然象徵嗎？我對此存有很深的疑問。

北大一“怪傑”曾寫過一個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襪子扔在床底下；其實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襪子臭，而是他的腳臭。雖說這位“怪傑”的莫名走紅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來評價，但這個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學府為什麼令人看不懂，“汙染源”到底在哪裡？我覺得咱們都好好想一想，我們的思路是否可以換一換，不要一味抱怨大學生，不要總是譴責他們如何如何百無一用，而應該多想想次品是怎樣產生的。我們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經沒有了讀書人的氣味——這是時代的進步，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