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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萬事都搞不好，賊案也因之難破也。

記得有一個故事，一九一○年，我在京奉鐵路作三個月的見習，奉天有兩個車站，一為中國站，一為日本站。我的一個朋友在日本站做事，他父親從關裡前來投奔，找錯了地方，找到中國站，天色已黑，老頭人地生疏，急得抓耳搔腮。我正好碰上，就代他打電話尋找，那位朋友偏偏被日本人派到大連出差去矣，我就把老頭請到宿舍，安頓到一個空著的床鋪上。同事聽說是我的長輩，那時還有古風，因之對他十分尊敬，工友也特別伺候。想不到睡到半夜，工友把我喚醒，原來他的一個金戒指丟啦。他說他在洗臉時，把戒子脫到窗臺上的。問他記得洗過臉後，有誰進去的乎，他說是該老頭，並且指控曰：“一定是他拿的。”這問題就大啦大啦，疑心客人偷東西，歷史上似乎還無前例可援。

結果工友報告科長，科長考慮了很久，認為老頭嫌疑最大，乃在向我保證絕不損害他尊嚴的前提下，加以搜尋。我曰：“你要搜不出來哩？”科長曰：“我自會下臺。”乃把大家集中起來，宣佈失竊之事，然後提議為了洗刷清白，每人身上、床上，都要加以檢查，有人曰：“科長和客人應該除外。”科長曰：“我也不能除外，而且我敢說客人也不願除外，老先生，你以為如何？”老頭臉色鐵青曰：“先檢查我好啦。”如此這般，到了後來，從他褲表口袋裡把戒指找出，我立刻躲到房子裡。如果換到現在，偷點東西算啥？根本不會在乎。可是那時到底年輕，覺得不是滋味，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屬於“老伯階級”，長一輩的人豈能幹出這種低階的事？科長一面向老頭安慰曰：“一定是拿錯啦。”一面派人防他自殺，據說老頭一夜睡不安枕，天才拂曉，他到我床前告辭，我結巴曰：“真對不起，我不招待你就好啦。”你猜他怎麼回答？回答得之妙之奇，能把天下所有寫小說、寫劇本的朋友氣死，他曰：“賢侄，你不知道，財帛動人心呀。”

臺灣目前多的是這一類的賊先生，他在後門經過，看見院子裡掛了一套西服，乃弄一根竹竿挑而走之。看見你前門偶爾忘掩，就進去逛逛識的源泉，物質和意識只是“純粹經驗”內部的區別。否認，碰到主人，說是找朋友，碰不到主人，就順手牽羊。一副臨財苟得的面孔，既沒有組織，也沒有幫會，只出奇兵制勝，警察對之也無可奈何。其實，幸好警察對之無可奈何，他不過跑跑單幫，如果警察對他有可奈何，反而糟糕。蓋看守所也好，職訓總隊也好，似乎是一個“犯罪大學堂”，該大學堂裡，專家如雨，學人如雲，一個本來只會跳牆的單幫客，到該大學堂鍍金，用不了一個月，開鎖焉、玩撲克焉、跑檯子焉、白撞焉，十八般武藝，至少學會十般，而且又有了師兄師弟，敮血為盟，由單幫進入會幫矣。等到第三次入獄，再學若干武藝，又結識了若干朋友，於是，一看臺北風緊，遂投奔臺中阿豬阿狗，一看臺中風緊，再投奔高雄張三李四。看守所和監獄是一個滾雪球的所在，使得賊先生越滾神通越大。

每一個開始做賊的人，都是可以原諒的，社會上有逼他們做賊的因素，像柏楊先生，迄今天寫這篇大作時止，還沒有過做賊的行為（做賊之心則早有之矣），可是一旦老妻幼孫挨餓受凍，我敢光榮地保證，絕不學顏回先生，而非下手偷點啥不可。活下去是天賦的本能，應受最高的尊重。問題是，一個賊先生如果突飛猛進，成了慣竊，則往往非偷不樂，俗雲：“討飯過三年，皇帝都不幹。”蓋得來容易，別人辛辛苦苦十個月，才買一套西服，他只要一伸手就行啦。天下有比這更美麗的事乎？臺灣的法院對慣竊的科刑未免太輕，而且先判“感化”，在法理上我們說不贏有學問的人，但事實上卻是越感越化。真應該調查一下人過獄的賊朋友，只要有三進三出的資格，用不著考試，就發給他一張“賊崽大學堂”畢業證書，準沒有錯。

（柏老按：到了一九七○年代，賊先生的日子便沒有這般美好，除了本刑，還有從刑——強制勞動七年，而且還可以再延長四年，十一年之久，葬送在監牢之中矣。問題是現在的賊先生似乎更多，怪啦。不過一九八○年代的賊先生，不再偷西裝，而偷電視機、錄影機矣。）

英雄人物

陳湯先生，其功更垂千古——匈奴單于郅支先生，在天山一帶，組織聯盟，對中國派出的使臣，殺的殺，辱的辱，西域大亂，幸賴陳湯先生排除眾議，和甘延壽先生率軍深入，把郅支先生斬首，西域才再平復。他和甘延壽先生在上皇帝報告中，有兩句氣壯山河的話，和他的功勳一樣，同垂千古，那兩句話是：“凡冒犯強大中國者，雖遠必誅。”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