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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女兒還小，賊先生不見得有雅量誠惶誠恐聽我的也。我第一次被盜時，對賊先生的恭敬，真是無以復加，可是他該不買賬還是不買賬，僅只稱他為粱上君子，了不了事。

但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一個分野，古之賊先生與今之賊先生大大不同，大陸上的賊先生與臺灣島的賊先生也大大不同。夫竊賊與強盜最大的區別，在於竊賊先生採取的是和平手段，而強盜先生採取的是暴烈手段。這區別非常重要，有應用力學作為根據焉。英國警察身上向不佩武器，表面看起來那豈不要吃了虧哉，可是實際不但不吃虧，反而使警察的傷亡人數大大地減少。蓋賊盜朋友知道，捉拿他的那些傢伙手中無槍，溜走的機會較多，即令被逼到牆角，也無生命危險，不必應戰也。同樣道理。一個貨真價實的賊先生，第一要義也是不帶武器，不要說不帶槍械、連鐵棍、鐵錘之類的東西都不帶，因為不帶，在緊急時便只會想到逃跑，而不會想到抵抗。偷點東西有啥了不起，頂多挨一頓揍，坐幾個月牢，出來後又是一條好漢。如果身上有點玩藝，一時忍耐不住，把對方打死打傷，自己偷東西本來為了要活下去，弄到後來反而活不下去矣。

臺灣的賊先生多半身上帶著傢伙，這是光棍幹法，不是聖人幹法，為聰明之士所不取。據調查美國黑社會的一本書上說，血氣方剛發展階段上的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沒啥頭腦的朋友，最喜歡和警察槍戰。有兩輛汽車焉，一個在前，一個在後，警笛大作，彈如雨下，小夥子好不威風，結果打死了警察或打死了路人，真面目被認出來，不到幾個月就被官府捉住吊死。逞一時之快，而遺禍終身。年老的朋友和有頭腦的朋友，他們取勝不是靠槍戰，而是靠智慧，靠律師，三作牌打到我臉上我都不還手，就是從口袋裡搜出十公斤海洛因我也不動怒，咱們“關二爺馬上觀春秋——走著瞧”，只要有律師老爺在翻雲覆雨，就有轉危為安的可能性。

臺灣的賊先生身帶傢伙，實在是沒有經過名人指教之故，看情形有辦一個“賊崽大學堂”的必要。柏楊先生曾因辦“官崽大學堂”，桃李滿天下，而名震國際，如今再辦一個“賊崽大學堂”，真是春風化雨，有教無類矣。悲夫，臺北縣安坑鄉那位張克明先生，他真是生不逢時，如果他早一天拜讀柏楊先生的言論，在偷言偷，在竊言竊，絕不致弄到現在這種繩捆索綁到公堂的下場也。

四不偷

要說張克明先生的惡性重大，似乎也不見得，我以為他主要的錯誤是沒有把“偷竊”和“強盜”的定義弄清楚。當賊的第一要義是逃跑，而不是抵抗，挺著大肚子的女主人發現了高聲大叫，只有拔腿狂奔的份兒，豈能把她殺死乎哉？偷竊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覺地攫取別人的財物，此處不能下手，可妨再換一家，不必死心眼擇善固執，非馬到成功不可。

臺灣的賊先生有一點不但和大陸不同，也和世界其他各國不同，那就是，黑社會過於凌亂，沒有較大的頭目作他們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為政，單獨作戰，連一點職業道德都不講。大陸上的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警察不偷”，曰“巨官不偷”，曰“寡婦不偷”。如果犯了這四不偷，不但要倒楣，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這種道德規範有它的道理，分析起來，文人一個比一個窮，即令勉強可以溫飽，又能有幾文錢乎哉？而且正因為他窮，往往視錢如命，說不定為一條褲子和你死拼，利未免太小，而危險未免太大了矣，君子之偷不為焉。對寡婦也是如此，惻隱之心使然，也是一種至高的情操。

不偷警察和巨官者，也是因為危險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說啦，你在太歲頭上動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巨官之家，雖然有的是金銀財寶，可是他一旦大發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賊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間，恨都把你恨死矣，還能饒了你乎？

然而臺灣的賊先生卻是各人跑各人的單幫，管你是誰，老子偷了再說。據估計臺灣的職業小偷，不過一二百人而已。凡是職業小偷，警方都有案可查己物件的虛無化、否定，賦予世界以意義。，必要時可以一網打盡。但糟糕的是，業餘的賊朋友太多，多到無法勝數。不妨以“作家”為例，臺灣誰是作家乎？誰都不是，不是國大代表，就是大、中、小學教習，再不然就是公務人員，偶爾興起，寫上幾篇文，出上幾本書。如果有人調查，凡是作家每人發八百噸黃金，作家會比蟑螂都多。如果頒佈命令，凡是作家，一律五十大板，恐怕每位都有基本職業，寫文出書，不過玩票而已。嗚呼，正因玩票